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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国子监对图书出版的监管 【摘要】宋朝国子监作为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和中央教育管理部门为人们所熟知，但其作为全国图书出版业的审查和监管机构则常被忽略。随着宋代“崇文抑武”政策的推行和科举、学校事业的发展，出版业也随之迅速成长起来，对全国出版业的管理是国子监的一项重要职能，负责全国学校教材和科举用书出版的监管、图书内容的审查、组织打击非法出版、对地方出版活动进行业务指导等。宋朝国子监在规范出版业、控制社会舆论和维护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宋朝 国子监 图书出版 监管 宋朝是在割据纷争的五代之后建立起来的，宋太祖为了扭转唐末五代以来君权衰弱、武臣跋扈、拥兵割据的局面，避免宋朝成为五代后的又一短命王朝，即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针，宋太祖开启了“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1]的先河，之后的继统之君秉承了“崇文抑武”的既定国策，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加之，宋代科举制度发达，科考人数剧增，书籍需求量增加。再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出版业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这些都刺激了图书编纂和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但随之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因此，对全国出版业的监管也就摆在政府面前。北宋前期是由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殿）和秘阁来掌管国家经籍图书的编纂和整理，而元丰改制后此项工作则由秘书省负责，但它们并不负责图书的出版和监管。宋朝的国子监是中央监管全国出版业的正式国家机构。目前学界对宋朝国子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作为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部门的职能，而对其另一项重要职能――监管全国出版业，则多有忽视，因此本论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1 国子监对学校和科考用书出版的监管 宋朝学校教育发达，从中央的国子学到后来的太学、律学、算学、医学、武学，还有地方州县学、书院等，在校生员很多。宋代科举制度相对完善，应举人数剧增，因此，需要出版大量的学校教材和科举考试参考用书，以供学子们使用。宋代中央和地方学校所用教材均由国子监负责出版和监管。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庐山白鹿洞书院的千余学徒上章朝廷，乞请《九经》以备书院阅读学习之用。国子监奉太宗之命将国子监的《九经》刻本运送至白鹿洞书院。真宗咸平四年（1001）三月，国子监又将一批经籍图书赐送岳麓书院，以供生员研习之用 [2]。太宗至道三年（997）十二月，诏：“国子监经书，外州不得私造印板”。因为无论是中央学校还是地方州县学校，均主要以经书为教材，此诏令的颁布确立了国子监作为唯一有权出版学校教科书的机构。此后，由国子监出版和印行的学校教材数量相当可观，景德二年（1005）五月，真宗赴国子监视察，“历览书库，观群书漆板，问祭酒邢?曰：‘板数几何？’?曰：‘国初印板止及四千，今仅至十万，经史义疏悉备”[3]。从宋真宗和国子监官员邢?的对话中可知，从宋建国至其后四十余年，国子监出版的经史等书籍数量增长了二十余倍，增速是相当快的，全国学校所用的经史义理之书国子监已经刻版备置，出版权在国子监。到真宗咸平、景德年间，国子监雕版刊印了《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正义》等经义，这些书籍作为朝廷法定的核心教材颁行全国，被广泛习用。徽宗大观二年（1108）七月，又规定诸子百家学说要“付国子监并诸路学事司镂板颁行”，其他的诸子版本不得发行 [4]。这使国子监监管书籍出版的范围扩大到诸子百家学说。宣和五年（1123）十一月，国子祭酒蒋存诚等言：“窃见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南华真经》未蒙颁降，见系学生诵习及学谕讲说，乞许行雕印，颁之学校”得到宋徽宗的批准[4]，即将有关道家学说的书籍亦由国子监监制印刷，作为学校教材颁行到全国各地的学校。 国子监除了对学校教材进行监管外，对科举考试参考用书和试题格式同样有监管职能。如仁宗宝元元年（1038）四月，诏“自今试举人非国子监见行经书毋得出题”[2]就是将科举考试的范围和内容限定在国子监出版的书籍中。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月又令国子监印制有关省试、发解试、刑法考试的条例，即“今后省试、太学国子监公试发解及铨试刑法，令国子监印造《礼部韵略》、《刑统》律文、绍兴敕令格式”[4]。后来，科举考试试题的程式也要由国子监来审定，如庆元五年（1199）正月就明确诏令“将今来省试前二十名三场程文，并送国子监校定，如词采议论委皆纯正，可为矜式，即付板行”[4]。即审定合格后，才由国子监来雕印颁布。国子监对全国学校和科举考试用书的监管，使国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能够灌输给每个生员和士人，统治理念不自觉地钳制了社会舆论。 2 国子监对出版内容的监管 宋朝的法律条文制定后，须由国子监出版印行，其它机构不得出版。如仁宗天圣四年（1026）十一月，国子监摹印律文并疏颁行 [2]。后来，对国子监审查出版的内容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宋哲宗元?五年（1090）七月二十五日诏令：“凡议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