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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社会转型期舆论引导必要性的思考 摘要：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不仅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众媒介素养不高，而且舆论界也呈现出相互竞争、冲突甚至对抗的乱象，政府舆论引导变得必要而迫，在此方面，发展新闻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 舆论引导 发展新闻学 发展新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应重视媒体的社会责任，媒体应根据国家利益引导舆论，在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利益、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做到“大众传播活动必须与国家政策保持同一轨道，以推动国家发展为基本任务”。[1]发展新闻学的这一理念对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舆论“乱象”的存在是舆论引导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大规模重构，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在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并以不同方式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但也必须看到，随社会转型而来的这些新事物、新思潮可谓鱼龙混杂、良莠难辨。伴随着全球化浪潮，西方意识形态更是裹挟着各种社会思潮进入中国舆论领域，使舆论显得多元而混乱。 不仅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受西方新闻理念影响，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弥尔顿“意见的自由市场”“真理的自我修正机制”理念崇尚有加，积极践行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由于不能完全洞察西方意识形态实质，许多新闻记者在这种理念驱使下，对西方设置的议程框架亦步亦趋，却从不做认真判断与思考，致使生产出的新闻报道完全丧失了国家与民族的立场。 鉴于此，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乱云飞渡”的舆论“乱象”中，新闻人必须透彻理解发展新闻学倡导的建设性舆论引导，明白建设性舆论引导对发展中国家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 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难免受到外来舆论攻击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都落后于发达国家，西方国家不仅借此歪曲、丑化中国，还借机向中国输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新思维是基于当时苏联经济停滞、政治腐败的现实。就当时社会状况而言，不改革就会出现严重社会问题，所以戈氏推行改革符合彼时苏联经济发展要求。但为什么改革会中途夭折并导致一个执政党的覆亡和国家的解体？为什么执政的苏共在覆亡之际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与帮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的停滞与衰败。经济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难以提高，动摇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使得人民与共产主义信仰渐行渐远。苏共给执政党以警醒：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该国民众对政府的忠诚度，也决定国家话语权的大小及话语的权威性与可信度。 与此相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富足，中间阶层规模不断扩大并由此发挥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共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成为全社会认可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度整合状态，成为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保证。经济富足与“集体意识”使民众国家认同感增强，有效维护了国家社会稳定，社会舆论因此一般不会危及国家利益，西方国家对媒体管控相对宽松也就在情理之中。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使迅速增长的经济总量在人均指数面前显得颇为尴尬。经济实力不足使部分民众艳羡西方国家的发达与物质丰裕，加之发展不平衡和腐败等问题的存在，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民众对于国家的忠诚，如果再有各种思潮和敌对势力的浸淫与蛊惑，民众出现不同程度的思想波动与迷茫就在所难免。事实上，就功能而言，新闻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议论国是、监督执政，更应该是支持执政、实现政通人和；媒体的任务也不仅仅是批评和促退，而是建议和促进。新闻人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积极发挥舆论引导功能，用通达上情、正面说理、激励前进的正面报道为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媒体传递信息、发表意见必须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必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发展新闻学强调，新闻媒体应配合本国政府完成发展的任务。因此，“新闻一定要服从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没有说一个非开放的政治能够承受一个开放的舆论，舆论一定是政治的一部分，舆论的进程一定要符合政治的总进程，它才是理性的，过度的自由对中华民族是一场极端的灾难……现在的社会背景之下，在适度自由的条件下从事中国的新闻”。 总之，以发展新闻学的视角看，当一个国家还未发展稳固到足以抵御各种外来势力干扰之前，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并引导舆论是必要的，它不仅有利于国家稳定，而且能够有效地维护民众利益。媒体必须承担引导舆论的责任，用建设性的新闻理念补充甚至替代以解构和批判现实为追求的报道理念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媒体的一种共识。 三、公众媒介素养不足以辨识参差不齐的舆论信息 媒介素养简单说就是鉴别、选择、解读媒体信息的能力，其状况“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明、文化发展的水平相关”。[2]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十分重视公众媒介素养教育，从小学或中学就开始教育学生如何识别选择和解读媒体信息。[3]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