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的巡视监察智慧.docVIP

“唐宋八大家”的巡视监察智慧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位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唐宋八大家”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对中国政治文明尤其是监督思想的完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几乎同时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过巡视监察官，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先后担任过右司谏、御史中丞，欧阳修也担任过谏官，王安石著有《谏官论》，曾巩曾主笔起草过国家巡视监察制度训示。“唐宋八大家”对巡视监察的认识和实践体现了东方式的政治智慧，对于我们正确履行职责，以改革创新精神，更好地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权责对等的立法方针 　　对于“唐宋八大家”而言，巡视制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进谏是古道。但古道如何过新车，立法方针至关重要。 　　始于原始社会的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到唐代时，巡视监察机构的名称又有新变化。在权力授予上，延续和强化了秦汉时的做法，赋予巡视监察官极高的法律地位和政治权力。《资治通鉴·唐纪》载：“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诐相倾覆。”到宋代，王安石认为，谏官是“天子之士”，“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无所不当言”。欧阳修甚至主张，巡视监察官“可与天子争是非”，其有着至高的权力和特殊地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唐宋巡视制度立法的一个基本方针。欧阳修说，巡视监察官是“非大位而大任”，应当“朝就职夕建言”，才能“上无不闻，下无不达”。他认为，巡视监察官是“一时之公评系也”，“天下之事，宰相可管，巡视可言”，“以一人之身系天下得失，当万世之是非”。这些责权同重的思想表明，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体现了对巡视监察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为唐宋完善巡视制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以德为先的选任原则 　　自唐以后，中央和地方专设了巡视督察机构。唐宋时期，对于选拔巡视监察官，都非常重视其素质的考察，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 　　由曾巩代拟的《御史迁郎官制》中说，皇帝“甚重其选”。王安石在《谏官论》中主张，巡视监察官首要的品质是贤德，“称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其道德必称其位，所谓以贤也”。欧阳修主张，巡视监察官要“有气节，不沉浮，得失利天下”，“非材且贤不能为”。由曾巩主持制定的中央巡视工作制度，对巡视监察官的选拔也有严格的标准：“博学精识，通于世用”；“敏茂直清，通于学问”；“好古知方，强于自立”；“非秉义纯笃、望实敷于上下，不称其任”。 　　这表明，巡视监察官这个职位，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三种能力的人才能胜任：有“守正向公之志”的理想道德，有“辨别是非之明”的实践能力，知识面宽和实践经验丰富。唯其如此，才能达到“使贤不肖忠邪不失其实”的目的。 　　这种严把入口关的选人思想，符合巡视监察“以小事大”的特殊要求，为保持巡视队伍的高素质提供了可靠保障。对于我们严格选拔标准、加强巡视队伍建设，很值得借鉴，尤其在拓展知识面方面，更显得必要和紧迫。 　　执着、精进的从业信条 　　“唐宋八大家”不仅文章盖世，他们对巡视监察事业的执着、精进精神，亦值得称道。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说：“谏不足听者，辞不足感心也。”他分析说，一件事反复向上报告都未能打动中央，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巡视报告没写好，直接影响了问题的解决。韩愈曾就某高官击球之事，直接向其本人写信进谏。后人评价说，此“谏言才数百言，使人意动神悚”，并以此与柳宗元的巡视报告比较，称柳宗元“上千字劝人，反而缓而不切”，感叹“人才相去，不可及哉”。可见，巡视报告写作无止境。只有把巡视报告写到上司“意动神悚”时，才不会“不足听”，不会“辞不足感心”，不会“谏者不休，执事不止”。 　　韩愈还透露自己的写作秘诀：把巡视报告写到“意动神悚”的境界，关键是要“切身”，抓要害，不能只讲表面现象。韩愈写的那封信，“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牵引相比也，特以击球之间之事明之耳”，把击球放到养生大背景下去讲道理，用马性与人性相比较，以增强报告的说理性。韩愈还认为，不论何时，报告都要报实情，哪怕是进牢房、掉脑袋，也在所不惜。 　　韩愈曾因进谏旱灾等事，被贬为广东阳山县令。韩愈那篇《论天旱人饥状》的巡视报告，区区数百字，却表达了七层意思，一是开门见山概括旱情，“田种所收，十不有一”；二是肯定了国家免租赋的政策和救灾措施；三是列举了存在的“弃子逐妻求食”“人毙道旁”等主要问题；四是指出这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五是强调当地的地位重要；六是建议中央进一步强化惠民政策；七是提出了免征税的政策建议。 　　虽然历史已过千年，韩愈坚持民生为贵的政治立场和精益求精的从业态度，对于我们提高发现问题的水平和写作巡视报告的质量，仍具有很强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