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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德才之辨与取士应用 　　在中国古代，统治阶层是极为重视官员的职业道德素质的。故而在文明肇始之初，他们便设计了一整套供官员们践行的官德体系，并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历程中得以不断地完善与应用。由于官德是一个伦理学与行政学的结合体，所以它蕴含着这样两个内容：一是官员的行政能力，二是官员的职业道德，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可以将之简称为“才”与“德”。在这一整套的封建官德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便是关于德才关系的论证与考辨，它直接影响着中国数千年来中国封建国家官僚机构的取士准则。 　　一、中国文化中的德才界定 　　关于德才关系的论证，最先要归结到中国古人对德才内容的界定上来。在中国原始文化中德与才的本源是具有同一性的。先来看“德”，“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孔子家语·五帝第二十四》）以此来说，德者，木也，德本源出于木；再看“才”，在中国古文字中，才与木的外形极为相似，又有“才，木质也。在地为木，既伐为才”（《六书正伪》）的对才的解释。正因为德才这种本源上的同一性，所以很多时候中国的古人们便将二者混而用之，“凡官民，才必先论之”（《礼记·王制》）的说法即是。 　　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原始的德才同一慢慢地被分离出来，有了各自的内涵。在关于德才的界定中，应首推左丘明的以“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和“齐圣广渊明允笃诚”为内容的“八元八恺”之说（《左传·文公十八年》）。沿着这一理解，司马光从正面为德与才划出了明确的界限：“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资治通鉴·周纪一》）后人在此基础上从正反两面对德与才作界定：“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碌碌庸庸，无毁无誉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康熙治国圣训·论择官》）从这些对德才界定的内容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古人看来，德是内化在个人灵魂深处的修养品性，才则是个人外在的处理事务能力，德和才都有值得肯定的内涵。 　　二、传统义理中的德才论证 　　在把德与才分离并作了具体的界定之后，中国的古人们开始了对德才孰先孰后关系的论证。在所有的论证中，以司马光的最为经典：“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资治通鉴·周纪》）在这里，他不仅将德才的辩证关系论述得淋漓尽致，还将它们与现实中的“人”结合起来，将人按照德才的拥有程度分圣人、君子、小人和愚人，认为在国家的择官原则当中，才能虽然重要，但占主导地位的终究还是德性，如果德性较差，就算你有经天纬地之能，那也不能任用。 　　其实将人按照德才的拥有程度来进行划分，司马光并非第一人。在唐人那里，已经产生了这种观念：“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长短要术·品目》）只是在唐人的心里，似乎并没有才胜于德的小人，最多就是才德兼亡的愚人罢了。对于司马光的观点，曾国藩持基本赞同的态度，他认为“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他的论证，主要是为了在德先才后的基础上表明德才不可偏重的取士观念，当然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还是要坚持以德胜才。 　　三、现实环境中的德才考辨 　　古人对德才关系的论证以及所提出的取士要求，基于理想主义的前提，一旦把它放到现实的环境中来对比，虽然其合理成分占大多数，但与实际相违背的地方也是有的。一个人的才能是很容易在他的处事环节中看出来的，但是有德与否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现实中巧言令色之人并不在少数。所以名实的问题就变得异常重要了。像谢安这样的高世之才确实没让现实失望，可如王莽之辈、殷浩之流即是，这类人不仅糊弄了世人，连统治阶层也对他们信以为实，结果就如唐玄宗之于李林甫，大好江山变得满目疮痍。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的古人们提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孔子提出了“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的所谓“察人三法”，李悝在此基础上将之发挥为“察人五法”，即“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资治通鉴·周纪》）当然这只是在用人之前的名实考较，用人之后也需要进行核察，“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孟子·告子下》）不得不说，这样的核察方式在以人治为主的古代社会确实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