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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革命”价值体系下的“爱情”文学 　　摘要：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中“情爱”一直是比较隐讳的体裁，只有当情爱的文学话语和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保持一致时才具有合法性，它的价值和意义必须与时代的文化理想达成一致；从共时的角度来看，本文通过现代性的手法来论证“革命加恋爱”模式产生的原因，通过一系列典型文本的实例及分析，揭示出“革命加恋爱”小说中所蕴含的现代性特征，并从中国现代性追求道路的转型中探求 “革命加恋爱”模式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爱情”文学；文学创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6—0105—02 　　在中国爱情文学的叙述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某某加恋爱”的创作模式或手法。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恋爱始终作为一个常量，成为小说中故事的叙事来源，而“某某”则始终作为一个变量，根据时代的变迁而同时被赋予不同的定义，它可以是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仕途，也可以是知识分子的时代价值理想，还可以是“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中的革命，这一“某某”制约了爱情价值的内涵，而恋爱则成为了时代价值取向的附注，成为了单纯的文学修辞手段。而从共时的角度来看，“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出现又与当时的现代性转型方式存在一定的密切联系。在“革命加恋爱”模式小说产生前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恰逢中国从启蒙现代性向政治现代性转轨的关键阶段，作者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寄托了人文思考，也凸显出人民对于政治现代性的期盼。 　　在中国文学作品的历史上，关于爱情的叙述始终与各个时代的价值理想保持着一种同构的关系。在中国的情爱小说中，具体表现为一个“某某加恋爱”的模式。这个“某某”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定义和内涵。它来自于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了解认识，对于时代价值观、爱情观的建构。其实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作品相对缺乏对于爱情价值的严肃探讨，更多而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感性显现出来。从《孔雀东南飞》到 “才子佳人”模式，到近代的哀情小说，以及五四后的爱情小说，特别是革命加恋爱模式，甚至包括后来的解放区小说，从一系列主题模式上看，恋爱是贯彻始终的，作为一个常量，与之同构的定语则大不相同，表现出的时代精神则成为变量。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就曾说过：“爱欲的文化建构力量是非压抑性的升华；性意识既没有被偏离也没有被阻碍地实现其目标；而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它超越自身而达到另一个层次，寻求更高的满足。” 　　如果说古典爱情小说创作的主旨在于对传统爱情伦理的弘扬和强调，那么新时期的爱情小说，由于和传统伦理在本质上形成极端对立，这就要求它要在新的时代价值体系中建构出完整新颖的价值定位。在反传统这个维度上，新时期爱情小说找到了自己的人文价值定位。“五四”作为一个激烈的反传统年代，这一时期的爱情小说可以总结为“启蒙加恋爱”创作模式。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自由恋爱成为启蒙模式，青年人的自由爱情被描述成了反封建传统的利器。爱情作为人的一种本能内在精神冲动，扮演着颠覆封建传统伦理的重要角色。在某种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解放了被长久压抑的爱情冲动，“人的发现”意味着爱情的萌发，而爱情的自由与个性解放正具有同构本源的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潜在的逻辑：包办婚姻是传统礼教的变态形态，自由爱情才是自由的本体形态和个人解放的表现。包办婚姻作为封建社会传统道德，对其的控诉是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潮，诉说的目的其实不在于对婚姻和情爱本身的探讨，更多是借此来攻击封建家长制和道德观对人们形成的枷锁，控诉人的不自由。在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一文中，作品描述了自由爱情失败的不幸，从而反衬出自由爱情的幸福和美好，这样就达到了批判传统礼教的目的。小说描写了主人公陈叔平探求自由爱情，但且无力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最终只能与不爱的女子成婚，进入了“精神地狱”。没有爱情却有夫妻名义，没有爱情又不能离婚。 　　19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又迎来了新的转型期。五四退潮之后，爆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事件。“大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到了1920年代后期，个性思想的解放逐渐被社会整体解放所代替，仅仅局限在个人恋爱中的个体启蒙理想，显然己经不符合当时已经变化了的革命形势需要。如何将恋爱题材融入到大的社会时代主流价值之中，寻找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的价值定位，转型成为当时大部分作家创作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革命加恋爱”模式小说无疑是众多作家的一种新的尝试，“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手法无疑是“为现代意识的情爱注入了革命血液，是古老主题焕发了青春”。 　　“革命加恋爱”小说指的是“五四之后到解放区小说期间为自由爱情的文学描述找到一种新的言说模式的文学创作”。从中国时代发展来看，从封建社会到新民社会，它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