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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会效果所异化的法律效果及其克服 　　内容摘要：在没有对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概念进行充分的论证前，就把其当成关键词运用到对司法政策的表述中，结果只能导致法律人思维的混乱，使法治的原则和理念受到伤害。把严格执法等同于机械司法并和法律效果挂钩，使法律效果成了社会效果的对立面，法律在面向社会的开放中失去了自我，成了社会效果所统一的对象。这种对司法政策的“随便”解释，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瓦解了法治的严肃性。经过对一些关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文章的阅读，我们发现，社会效果是一个被误解和误用的概念。在统一论的言辞之下，法律效果被社会效果所异化，法律固有的意义被政治效果所统一。而这种在法律方法论的角度看不具有可操作性的统一论，不仅贬抑了法律的规范功能，而且蔑视了法律方法处理法律与社会紧张关系的能力。在司法政策中，不能仅靠认识论来解决问题，还必须重视方法论的功能，按照法治的原则与方法解决司法中出现的难题。 　　关键词：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方法法律修辞法律解释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已经被很多人视为大国，但在国内外政治和学术文化上的表现却不很自信，缺少大国应有的风范。对法治的怀疑与焦虑就是不自信的表现之一。在最近的20年，值得法学界高兴的事情有两个：一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治国方略；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然而，在诸多对法治怀疑情绪的影响下，我们在政治上选择了法治，却又在司法政策中放弃了法治。在司法活动中讲政治、大局意识等，奉行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论，表明人们对法治少了一份信心，多少感觉法治有些靠不住了。对法治的研究也近乎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一百多年来，西方的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后现代法学都从不同的角度解构了法治理论。从国内的主流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法治被德治所消解，高尚道德成了一些人唾弃法治的口水；法治建设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区分中乱了方寸，发挥作用的空间逐步萎缩。这还不包括不断蔓延的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对法治的侵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们倡导法治的同时却又在德治和社会效果统一论之下唱衰了法治。缺乏中国问题意识的法学，使得西方法学依然引领人们的研究；哲学倾向的概念化表述几乎笼罩了法学的创新；政治言辞和群情激昂的网络暴力压制了法律话语权；高扬的道德修辞使法律语言处于低调状态。很多人在政治、道德与法治的纠结中呼喊实质法治，眼里全没有政治、社会、道德等对法治作用的冲击。对已经成为司法政策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论”，大牌的法学家们几乎没有进行有价值的研究。这很可能源自法学家自命清高的心态，一心想着要使自己的研究疏离政治，因而对法律的实践者提出的命题不屑一顾。然而，由这种基于理论优越感而疏远实践所腾出的空间，使得很多在实践中流行的不当言辞已经成为专业性“概念”而贻害法治。实践优越论登上了法学舞台。 　　一、被误用的社会效果和被异化的法律效果 　　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法律人表现出极大的喜悦，但在遭遇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论后（以下简称统一论），难免又衍生出丝丝悲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界交口称赞，认为终于解决了有法可依——这一法治的前提性问题。照理说，有了法律体系以后，法治的进程就应该是维护法律的权威，贯彻依法办事的法治原则，尤其在司法领域，把法律当成办案的标准、解释的根据、思维的指南等。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还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过程中，现行司法政策已经否定了法律权威的绝对性，最高法院已经号召各级法院的法官准备好应变手段，强调“法官没有高超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整合能力，司法就会与时代格格不入，法官就不可能是这个时代所欢迎的法官” 〔1 〕。江必新大法官认为，统一论绝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司法本质和规律的要求。当然，笔者下面的分析将要揭示，实质法治不是法治而是对法治的放逐。笔者怀疑，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法律在适用中的命运，诸如像作为推理前提的法律具有可废止性、可修正性以及选择适用等这样的问题，在立法者脑海里根本就没有印象。也许在立法者心目中，法律适用的概念是模糊的，不很清楚在法律运用中存在的选择余地和解释空间。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审美观感，很快就遭遇了规范性法律和政治要求、社会情势之间的隔阂。立法者好像不关心法律的权威，没有意识到会被诸如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这样的修辞所消解。笔者发现，立法者只管向社会输入法律规则，但是规则在司法中的命运确实令人揪心，这难道不是立法者应该关心和监督的范围！ 　　（一）被误解、误用的社会效果 　　在199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国光最早提出了“坚持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观点。〔2 〕自此以后，统一论就成了司法政策。特别是在讲政治活动的影响下，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之外，又加上了政治效果。三种效果的统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