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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改革要甩掉陈旧的包袱 　　高等教育，注定是本周绕不过的话题，又一批高三学子走进高考的考场，又一批大学生将毕业离开校园。由此而来的就业、高等教育改革等话题再度引发热议。如今，教育正面临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挑战，中国的高等教育需实现高质量、有特色、可持续的内涵式发展。如果再过30年，全世界都想到中国留学，中国的教育梦就实现了。而没有教育梦的实现，就不可能有创新型国家，没有创新型国家的中国梦就是低水平的梦。 　　挑战·社会发展改变高等教育 　　在互联网时代，教师的角色已由组织者转向学习伙伴。 　　今天，教育正面临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挑战，知识的数字化和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过去是上课念书，甚至买本新书都很困难，现在互联网、计算机、平板电脑、甚至连手机都具有学习功能了。 　　这使得大学的知识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大学教育的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都受到冲击，大学的实际效能也受到置疑。那么，大学该怎么办，各类教育怎么提高质量？这些都是涉及教育改革的问题。 　　过去常说教学相长，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方式已经转向互动，教师的角色已由组织者转向学习伙伴。这在大学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已有大学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方式进行改造。比如，美国有网络视频公开课。同样讲公正，哈佛教授桑德尔公开视频课讲得非常好。学生就会以桑德尔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老师，如果老师还像原来那样教，学生肯定看不上。而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都在进行教室空间结构的改造，很多学校变成民主式的，比如围坐成几个圈，老师在这几个圈里游走，四面墙上都有黑板或电子屏幕，谁都可以演示。学习空间发生改变，变成教师和学生互动的一种网上空间。 　　此外，许多大学在策划建设有利于学生自学和合作学习的新型图书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以知识转移为特征的社会参与、自主学习方式整合进高等教育。否则，就可能被淘汰。 　　大学必须通过知识转移来提供服务，并由此实现自身价值。 　　高质量教育期待和大众对教育公平要求之间的矛盾改造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给高校带来了新的压力。过去是少数人上大学，现在多数家庭都有子女在大学读书。过去大学生稀缺，到哪里都能找到好工作。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了，上了大学也不一定找得着工作。大学教育是否物有所值就成为公众话题，学生的增多也带来就业的压力。当人们的教育程度都提高了，那种台阶式的敬仰、敬畏就没了。 　　高等教育大众化又增强了对公平的呼声，而教育公平理念和追求卓越之间仍存在一定冲突。比如，大家对招生性别的规定比较敏感。北外75%是女生，但有些专业如阿拉伯国家不接受女翻译，学校就想办法多招几个男生，设定招生性别比例等，就会受到批评，说是性别歧视。公平和实际需要之间要找到平衡，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是选拔教育，得选拔最合适的人去做这个事。 　　知识传播方式的改变，也使大学功能发生了变化。有国外大学提出，大学的第三个功能叫“知识转移”。大学必须通过知识转移来提供服务，并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个案·一个人的网络教学 　　一个叫萨尔曼·可汗的孟加拉裔美国人创办了可汗学院。萨尔曼·可汗是个数学天才，为了帮助住在远方的亲人学习，他把自己的教学影片放上网络，后来就办了个可汗学院。可汗学院从给亲戚的孩子讲授在线视频课程开始，迅速向周围蔓延，并从家庭走进了学校。 　　现在，美国一些学校已经采用回家不做功课，看可汗学院影片代替上课，上学时则是做练习，再由老师或已经懂得的同学去辅导其他同学这样的教学模式。 　　破题·依法办学破解后4%问题 　　大学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要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象牙塔式的纯学院派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 　　国家层面已经优先考虑教育，教育本身又该如何应对教育公平、提高质量、加快改革、提高服务水平呢？ 　　大学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要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一个萝卜一个坑，机械式的管理已经没法适应时代的发展。现在高水平教师会像候鸟一样流动，并在流动中提高学术水平，把更新的东西来回传递。 　　比如在悉尼大学，工资单上有上万名老师，但实际在校的老师没那么多，他们聘请了很多外国学者来学校工作一段时间，还聘请了很多银行等方面的专家给经济学院、金融学院讲课。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原来那种“为我所有才是我的人”的概念不合时宜了。 　　此外，还有机制问题。比如，北外有140多名外籍教师，但他们不是正式编制，评估时不算他们。社会已经变化了，我们的管理却还是陈旧的。我们现在都是背包袱式的，背上了就甩不掉。 　　大学越来越多受到公众和公共领域的评判和监督，就要思考如何进行大学的内部组织建设，思考大学与社会如何互动。之所以现在发生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大学与社会还没有相互适应。 　　我们现在没什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