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反腐，才能让“官跑跑”插翅难逃.docVIP

源头反腐，才能让“官跑跑”插翅难逃 　　“官跑跑”悄然增多 “失踪术”花样翻新 　　近日，广州市纪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畏罪潜逃，被广州市纪委立案查处。对尚未归案的王雁威，有关部门采取了网上缉拿措施。经广州市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广州市委批准，正按有关程序免去其花都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等职务，终止其广州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花都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资格。 　　记者调查发现，出逃官员呈现出级别由高向低、部门由“热”向“冷”发展的特点，休假、养病成为不少官员“玩失踪”的借口。 　　先贪后跑，四种外逃情形 　　记者从广州、湖南、湖北相关部门证实，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自今年6月通过区政协办公室向区委请假治病，至今仍处于“失踪”状态；湖南省醴陵市王仙镇财政所前所长邓元华已“失踪”超50天；湖北省公安县农业局原副局长兼畜牧兽医局原局长蔡道明已“失踪”2个多月。 　　实际上，职务犯罪“失踪”不归并不罕见，且多数选择了外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5年来最高检会同有关部门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告诉记者，官员失踪或外逃情形主要有四种：一是因欠巨额债务无法偿还、感情纠纷等原因脱岗外出躲避；二是因挪用公款无法偿还等违法犯罪行为败露而畏罪潜逃；三是分管负责财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携款潜逃；四是贪官畏罪外逃，或因其他原因叛逃。 　　“冷衙门”“冷板凳”也出“官跑跑”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的一项调研发现，随着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卫生、园林绿化、环保等部门也变成了“热衙门”，可以支配大量的资源和资金，这也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说，过去外逃的大多是国有企业的经营人员，但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民生领域腐败应成为今后防治的重点”。 　　此外，外逃官员的级别也从高向低蔓延。 　　“裸官”与“裸商”勾结转移不法资产 　　有人总结出近期官员“失踪”“外逃”的三种方式——“请假失联”“听风失踪”“突然消失”。一些外逃官员甚至与“裸商”勾结，将不法资产转移出境。一名长三角的商人告诉记者，自感有“原罪”的商人出于安全考虑移民成了“裸商”，他们与贪腐官员结成利益同盟，官员帮助“裸商”牟利，同时也利用“裸商”提供的便利通道把贪腐所得转移到境外。 　　层层设卡都拦不住 机制设计存在盲点 　　近年来，中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领导干部出境审批、管理的规定，但层层关卡为何没有拦住“官跑跑”出逃？貌似偶然的事件背后，折射出我国的职务犯罪预警机制、官员出入境管理机制存在盲点。 　　盲点一：“证多多”无人查 　　根据中央相关规定，领导干部因公临时出境要经过所在单位、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等一系列审批。因私出国也要报经上级部门、人事部门批准。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张紧跟认为，虽然领导干部出国都有固定的程序安排，但这些程序从某种程度讲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反而被一些贪官所规避。 　　从以往的案例上看，许多官员手上都不止一本护照，有些人私人护照不上交，有些人用假身份证再办一个护照，都不在审批、报备之列，单位根本监控不到。比如，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都被查出持有多个身份证。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使用其他身份因私出国自然一路绿灯。 盲点二：个人重大事项有申报少“抽查” 　　今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是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一项重要机制。但实际上，不少地方干部存在谎报瞒报情况。2012年，因拥有20多套房产，被网友称为“房叔”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在纪检部门的调查中被发现，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上只填了1套房。专家认为，如果只申报不核查，申报就容易变成“盲人的眼睛、聋人的耳朵”。 　　盲点三：调查走漏风声变“报警” 　　在管理机制上，我国尚未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外汇管理机制不完善，导致贪官的非法所得难以监管，甚至有机会转移海外。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官员拥有多个户口甚至多个国籍、多处房产及投资，原因是纪检监察、公安、房管、银行等部门未形成统一的核查系统，官员的核心数据信息碎片化。占有官员核心数据信息的部门不承担反腐职能，反腐部门却不占有信息。 　　盲点四：跨境追逃面临协作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