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的美学原则.docVIP

传记文学的美学原则 人物传记要具备严格的历史真实性 用以指导和评价其他文学样式创作的美学原则，一般说来也同样适用于传记文学。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写作样式的人物传记写作，除了遵循各种文学样式所共同奉守的一般美学原则之外，还具有其独特的审美标准。在这些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人物传记的写作必须严格奉守历史真实性的原则。严格的历史真实性，与其说是传记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更不如说是传记文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文学种类全部的审美基础的根本所在。套用一句通俗的比喻，我们可以这样说：严格的历史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 我们之所以要在人物传记创作中如此突出地强调历史真实性的原则，是因为：传记文学为史学和文学的结合体，是以完整而真实地展示人物的命运及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主要目的的；而这一写作样式在展示人生舞台上绚丽多彩的景观及人性形态的无限丰富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有的艺术魅力，也只有当作品表现的一切都建立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时方可以实现。一旦出现作者由于某种需要或真正的无知而在传记写作中违背了历史真实性的原则，对史实加以人为的粉饰或篡改，或是读者根据自己以前对传记主人公及其生活背景的了解而判断出某部传记的描写并非真实这一类的情况，那么，这部传记非但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相反只会使人对之产生厌恶，其纪事传人的使命便也随之成了泡影。我们看到在各个时期人们对人物传记写作各种弊端的批判，无不是首先集中在那些破坏了传记历史真实性原则的方面。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胡适曾经说： 传记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真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传记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而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见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传记作品全编》，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 在胡适看来，人物传记写作要真正发挥其“给文学开生路”的作用，体现其特有的美学价值，最首要的一点便是要打破旧传统的种种禁忌，向读者展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生。而那种以讳恶扬善，歌功颂德为目的的传记，是既无史学价值，又无文学审美价值可言的。据说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统之一林肯先生平生不喜欢阅读传记，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因为传记写作中虚假成分的存在。他有一次告诉他的律师同事： 通常所写的传记，不光只是误解，还有谎话，传记家将其传记主人公造成了一位可爱的英雄，他夸大其长处──如果有什么长处的话──而隐瞒其短处。这种传记纪念的只是一个谎言，并哄骗子孙后代背离了事实。（转引自《大英百科全书》。） 林肯总统对那类虚假传记的失望也正印证了西方近代另一位著名学者撒缪尔·约翰生（SamuelJohnson）的话：“传记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只有当其乃为真实的时候方为历史；而对于传记文学家来说，只有当其创作为历史真实的时候，才能实现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一切虚假造作的传记，最终只会受到人们的唾弃，传记文学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将继续予以证明。 正因为严格的历史真实性作为一条主要的美学原则对于传记文学自身价值的实现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历代几乎每位试图在人物传记写作这一著述领域有所成就的作者，无不以努力追求作品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为目标，并在传记的实际撰作过程中孜孜以求，力争完成对某一实际人生的真实再现。 然而，在追求传记历史真实性的道路上，却充满了困惑与艰难，即便是那些有良好愿望的人，亦常常被不知不觉地引向歧途。而这一切的产生，首先是由传记文学的创作对象即人与人性本身的复杂性所造成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任何个人，并非简单抽象的“单个人”，而无例外地是一切“社会人”中的一员，要做到对其真实准确地再现，作者必须具备从缤纷复杂的特定社会环境中把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结合这一规律阐释人物命运的能力。中国古代常常对优秀的史家提出“史识”的要求，其意亦在于此。有时候甚至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由于种种认识上的局限性，而对其自身命运尚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当传记对象为这一类人物时，更要求传记家具备敏锐而准确的历史判断力与严格的求实态度。在这方面，早在二千多年前，被誉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开山之作的《史记》，便为我们提供了颇富启迪意义的例证。如《项羽本纪》的主人公西楚霸王项羽，曾经是秦、汉之际一位叱咤风云、勇冠诸侯的英雄，然而在后来的楚、汉之争中，却最终为汉高祖刘邦所败，直至被困垓下，身殁乌江。由于个人认识的局限性，项羽至死对自己失败的原因仍持有错误认识，临死之前，他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