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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教育入校之难 　　我国法律规定，要保障儿童能够接受到与性相关的健康教育，切实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然而，“切实”实难切实，法律条文执行不力，缺乏监督和强制措施，儿童性教育难以实现。 　　儿童遭遇性侵事件余波已了，余悸犹存。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通知，对性侵儿童事件实现“司法零容忍”。 　　而早在9月3日，教育部就联合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四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将儿童性教育工作要求列为文件之首，并且明确要求教育部门多形式开展儿童性教育工作。 　　然而，据记者了解，由于缺乏针对该《意见》实施情况的监督措施以及相应的惩罚机制，此文件有沦为“一纸空文”的危险。记者调查发现，在很多学校，由于没有相应的师资配套，以及性教育观念上的落后，儿童性教育进校园、进课堂存在很多现实困难。 　　红枫的“尴尬” 　　7月的一天，带着厚厚的一沓资料和图书，刘凤琴心焦地赶往湖南某地一所农村小学。就在两个月前，该小学发生了一起老师性侵学生的恶性事件。 　　作为北京民间公益组织红枫妇女热线的心理咨询师，刘凤琴曾经接触过一些类似的案例。她明白，这样的事件会对儿童造成多大的身心伤害。因此，刘老师特意制作了适合儿童观看的PPT和动画片，准备了大量相关读物，期冀对孩子们能有所帮助。 　　“只来了4个孩子和两位家长，其余的全是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人员。”谈及那次讲座，刘凤琴至今仍“尴尬不已”，“突然不知道怎么讲了，本来是讲给孩子们听的，结果底下坐的全是大人。” 　　“教育部门怕出丑，这个是关键。”刘凤琴认为，此次湖南之行，当地教育部门存在抵触心理。“我们去进行性教育，似乎只是因为发生了负面事件，因此对我们充满了不信任，沟通也存在困难。”刘凤琴说。 　　“发生性侵等恶性事件之后，必须对孩子们进行心理干预，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非常有必要进行性教育知识的科学普及。这样，孩子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就能有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的意识。”刘凤琴表示，在一些学校特别是偏远的农村中小学，这样的教育极为缺乏，甚至是空白。 　　红枫网站的文字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成都，有机构曾针对448名中小学教师及学校领导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有71.7%的小学未开设性安全教育课程，初中未开设的有51.5%，高中则为56.4%。 　　早在2011年，红枫就开始了有关儿童性教育的公益活动。“那个时候，开展起来比现在更难，不敢叫‘儿童性教育’，只能说是‘儿童安全教育’。”红枫儿童性教育项目组副主任郭林对《民生周刊》记者说。 　　2012年9月，红枫终于通过私人关系在河北赵县某农村小学，以“儿童安全教育”为名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儿童性教育活动。期间，红枫项目组每月开设一次儿童性教育讲座，不仅针对学生，而且对老师进行培训。 　　断线隐忧 　　目前，红枫的“尴尬”状况正在慢慢终结。“黑色五月”之后，一系列儿童遭受性侵事件的报道成为红枫开展性教育宣传的“契机”。 　　郭林坦承，随着媒体的宣传和人们安全意识的提高，性教育越来越被公众所接受。对于项目组而言，资金和项目落地点也不似从前那样难找。 　　近日，红枫在赵县另外一所小学启动了一个有关性教育的项目，这个项目不再借用“安全教育”的名号，而是直接冠名“儿童性教育”。 　　不仅如此，9月以来，红枫在北京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学校、社区宣传儿童性教育的意义和有关知识。“下一站是海淀区冷泉小学。”郭林介绍，这所学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95%的学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校长和主任对此非常欢迎。” 　　但是，此前的“尴尬”消除后，新问题又出现了。红枫项目组最初在赵县开展的项目，尽管老师们也接受了培训，但儿童性教育并未在该学校延续下去。 　　正在出差的红枫赵县项目负责人郭永水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学校没有继续开展有关儿童性教育的课程，也没有老师继续讲授性教育知识，原因不详。 　　“断线”的课程让郭林感到深深的忧虑。她明白，仅靠一家公益组织一个一个学校“跑”下去，显然力量有限。“最好是性教育能进课堂，就像‘开学第一课’一样，或者能跟其他学科一样，老师必须讲授，而且有课时的要求。” 　　“让孩子早一分钟接受性教育，他们就可能早一分钟远离性侵害。”郭林说，如果性教育进了课堂，红枫这方面的工作也就可以“终结”了，“这是天大的好事。” 　　依法治教 　　红枫的遭遇，在刘文利看来并不奇怪。“做与不做都一样，这是地方开展性教育积极性缺乏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文利是我国儿童性教育进课堂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2007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负责人，刘文利带领她的团队在北京大兴区行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