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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如何主持大部制改革 　　李世民启动的大部制改革，机构精简最彻底，由房玄龄主持，整个中央机构官员编制仅为640员，只有隋朝四分之一。 　　房玄龄，唐朝具有远见卓识的名相，协助唐太宗完成了“贞观之治”这一历史大业。房玄龄没有像商鞅、张居正那样大兴变法。他只是默默沿袭着隋朝的科举和三省六部制。房玄龄是属于有政治水平的清流，被称为“房谋”的房玄龄先是担任中书令，起草行政命令方案，后来担任尚书省左仆射。他和杜如晦的左右仆射就是实际上的总理，负责行政指令的执行。 　　李世民启动的大部制改革，机构精简最彻底，由房玄龄主持，中央机构官员编制仅为640员，只有隋朝四分之一。 　　君权与相权的拉锯战 　　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制。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三省六部是自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制度。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当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朝，隋文帝综合汉魏官制创立了三省六部制，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因避杨忠讳，改中书省为内史省。唐朝基本上沿用了隋朝的制度，并有所补充和发展，使其中央集权体制更加完善，因避李世民讳，改民部为户部。 　　由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的演变，其根源在于维护皇权的稳定与专制。然而，由内廷侍从演化而成的三省长官，实际上仍旧是丞相，只不过此时的丞相已不再由一人充任，而是由数人担任，这种制度被称为群相制。 　　一般来讲，独相体制下的丞相权力分为审议、决策和执行三部分，如若开府辅政的宰相一人兼具三权，权力过重自然是不争的事实。在三省六部体制下，原来由开府辅政的宰相一人拥有的审议、决策和执行权现在分别由门下、中书和尚书省分别掌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限制相权的目的。 　　隋代，尚书、门下和内史三省的正副长官为宰相的三省制虽已确立，但三省的具体分工和运行机制并未明确。到唐代，“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己。”三省之中尚书长官既参与决策，又主持政务，权力较大。因恐其专权，唐太宗时规定尚书令空阙，由其副职处理尚书省事务，以削夺尚书省权力。 　　三省六部制体下，丞相的权力分属三省所有，其长官皆为丞相，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群相制。而群相制的出现，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相权、加强皇权的作用。通过群相体制抑制相权的方式，包涵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之间，既是分工制约又是合作共事的关系。三省长官在国家重大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分别握有决策权、审议权和执行权，且都有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义务。如果在实际的议政过程中发生分歧，皇帝自然地成为最高的裁定者，这对皇权控制相权以达到巩固皇权、抑制相权的目的来说，是十分有效的。二是，三省之外，六部的设立进一步分化了相权中的执行权，使其分属于职能不同的执行机构。将尚书令一职虚空的做法，更进一步削夺了相权中的执行权。 　　中书、门下二省为决策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人大常委会和政治局常委会。尚书省为中央行政中心，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尚书省不能加入决策会议，这种把决策和行政分开的制度设计，是古代大部制改革的结果。 　　合理分权与官员道德 　　唐太宗与房玄龄的良好合作关系让我们看到，在三省六部体制下，当相权受到一定的制约后，皇权能较适宜地控制相权，且在这种适宜的控制状态下，调动起相权维护与扶持皇权的积极作用。这也说明，当权力的支配与分配机制得以良性运行时，皇权与相权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同一性的成分会大过斗争性的成分，并且在具体的施政中使这种同一性转化为良好的施政效果。 　　此外，唐太宗与房玄龄分别代表的皇权与相权之所以能处在相对良好的运作关系之中，也与各自的施政能力与修养品性有一定的关系。正因为唐太宗的知人善任与房玄龄的谦虚谨慎、尽职尽责，才成就了这一君臣关系中的千古美谈。这也同时说明，专制体制的良好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主体，从而使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受制于一些随机与偶然的因素。 　　唐太宗与房玄龄的关系也说明，在三省六部体制下，当权力得到合适的分配时，作为臣下的宰相往往只能在其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辅助皇权，且这种辅助能力受到了其他行政权力的监督与配合，所以控制起来更为容易。这也说明，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可以帮助皇权解决诸多棘手的问题。然而，我们知道唐代基本上一直在实行三省六部制，但政治并不是始终清明的。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的昏暗与腐朽也很典型。这说明，尽管三省六部制是比较完善的权力分配机制，但要想使其发挥良好的作用，还需要其他因素的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