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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进行结构性改革 　　在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建议在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上有新的布局，使得改革能够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支持 　　最近。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在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的同时，强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笔者认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偏低的体制原因很复杂，如果没有相应的结构性改革配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本身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更需在结构性改革上下工夫。 　　一、初次分配要达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效果，需要推进价、财、税、金联动改革，在破除垄断、深入市场化改革上有所作为 　　占总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民难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过低的重要原因。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土地制度安排。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条件下，农民的土地即使转化为城市用地，农民也只能分享到很少的土地收益。这就需要真正赋予农村土地完整的物权性质，使农民能够最大限度地分享城镇化的收益。这样的改革必然涉及土地作为地方政府“第二财政”的问题，这是现行财税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土地如果不再是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靠什么维持？同时。如真正赋予农民土地物权性质，使农地可抵押贷款，又牵涉到现行的金融体制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是推进价、财、税、金的联动改革，形成新的改革路线图。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很难靠体制内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因为它们可供容纳的就业量十分有限。这几年“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考公务员就说明了这一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重要的渠道是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了，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中等收入就业岗位。这就需要从体制上考虑如何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制度空间。 　　未来5～10年，民营企业将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渠道。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定位没有能够因时而变，金融体制等多方面改革的滞后，目前民营企业虽占中国企业数量的98%以上，对新增就业岗位贡献是85%，大约75%的新产品、65%的发明专利、60%的GDP、50%的税收由民营企业创造，但目前银行贷款的80%以上流向国有企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骏在第一届中小市值企业投资论坛演讲资料）。与此同时，更多的中高级人才更愿意到待遇优厚、工作稳定的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具有一定行政垄断性质的地方就业，而不愿到民营企业去创业、创新。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从竞争性领域转向公益性领域。从而打破行政垄断、释放更多的中等收入就业岗位，增加中等收入者的实际福利水平，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认同感。 　　因此，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需要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破题。与新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相配套，需要尽快出台资源要素价、财、税、金的联动改革方案，同时出台以公益性为目标的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方案，真正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二、再分配要达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效果，需要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实现 　　现在许多中等收入者很难认同自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在面临子女上学、养老、医疗、住房等问题时，感觉压力沉重，很难做到和西方的中产阶层一样超前消费、趋优消费。 　　过去10多年可以说是民生10年，政府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上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城乡义务教育免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许多都是史无前例的重大突破。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了到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但应当清醒地看到，比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历史性课题来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基本公其服务在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城乡之间分“三六九等”的状况远未打破。 　　未来5-8年，从基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方面入手，制定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实现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由市县统筹转向省级统筹，进而实现国家统筹，提供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创新公共服务体制，切实提高中低收入者人力资本和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使数亿中等收入者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幅度改善，并拥有对未来的良好预期。真正认同自身是中等收入群体。 　　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重要的是政府转型，要实现政府“限权”和“增责”并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要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形成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体制。需要有效约束政府过高的收入。当前，政府维持过高的收入，很重要的原因是这能够带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应当看到，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人们对政府的质疑与日俱增，政府已经很难通过主导快速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