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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及其启示 　　【摘要】为应对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日本根据国情，吸收西方尤其是德国文官制度的经验，建立了自己的文官制度和能力为上的用人机制，结束了官吏世袭制度，在规范、制约、分配、协调官员行使权力和实施国家管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文章梳理日本近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历程，概括其历史功绩，分析其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 近代 文官制度 公务员制度 　　日本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文官制度发端于我国的科举制，由英国于19世纪中叶首先建立。19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发生了“自由民权运动”，旨在追求民主自由，实行君主立宪，因此，明治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来加强近代政权的建设。 　　由于目睹了别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在法制方面的进步和先进，日本也迫切要求建立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制制度。于是，在进行研究和分析建立怎样的整体制度时，大久保利通等人既积极认同民主政治，又提出“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最后，日本政府认为德国的文官制度最适合日本，决定选用德国的制度。1882年3月，伊藤博文受日本政府派遣，率领“宪法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宪政状况与官制。在德国，伊藤博文亲自聆听了德国法学家格奈斯特·斯泰因对德国君主立宪专制政体的讲解，深受启发，回国后倡议日本政府进行相关方面的制度建设和改革。在真正建立宪法制度之前，明治政府为免使政府权力被政党掌握，决定首先建立内阁。1885年，日本第一届内阁建立，进行内部部门的相关划分和建立工作，这时便分出了文部。 　　在实施内阁制过程中，为确保天皇的统治权并适应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建设的需要，日本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进行制度建设，在立法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在此过程中，日本近代的文官制度逐步完善起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和任用制度。 　　伊藤博文后来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积极推进文官制度的建立。随后，日本政府有关官吏考试和任用等方面的规定和纲要，如《官吏纲要》等，陆续出台。1887年，日本的明治政府实行《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其涉及范围要比《官吏纲要》更广，对高级文官和普通文官的人员任用都进行了限定，确认了国立大学学历的重要性。随着制度的进一步更新、完善及政党活动的日益频繁，为保持文官的稳定，日本政府进一步对文官制度进行修正。1893年，明治政府颁布《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对文官的任用进行规定，强调必须以考试合格为前提，使得对高等文官的任用规则已经比较完善。基于这项制度和规则，改变了一些学校的考试制度和大学生入学的免试制度，从此以后，学校的考试制度更加严格，考试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除非有天皇直接授权，新任敕任官必须先具奏任文官之资格，且官位必须高于三等。 　　后来，日本政府又颁布《文官分限令》和《文官惩戒令》，前者在法律上保证了文官的相关权利，而后者规定了对文官错误的惩罚办法。这三个法令即是后来著名的“文官三令”。从此时起，日本官吏相关的所有的制度，包括任用、罢免、以及奖励和惩罚制度都已有较完备的制度。至此，日本近代文官制度得以全面建立。 　　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明治维新的历史和日本社会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家内阁制的完善以及立法制度的建立等，都影响甚至左右着日本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左右文官制度在日本建立和发展的政治基础。此外，随着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许多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在推动日本文官制度的建立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近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历史功绩 　　结束官吏的世袭制度，建立能力为上的用人机制。在日本明治初年从官制改革起步到内阁制的实施过程中，一些中下级武士在日本政府中担任主要职务，比如在被统计的93名省“卿”与“大辅”中，士族就有88人。除了中下级武士在日本政府中占有较大比例外，旧公家与藩主构成的华族集团也在政府官员中占有大量的比重。在《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公布实施后，在新官员的录用上，世袭主义被能力大小所代替，并且这得到了制度上的确认，明显相对公平，使有能力和才华的平民分子有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和进入官场的机会。此后，平民在政府官员中的人数和比例不断上升。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实际的能力与学问进入政府担任官职，经过严格考试的检测和考核，经历严格的挑选和培训，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官员。1898年后，94%的优秀官员都是文官考试的合格者。此后，日本凭借文官制度实现了以能力为标准来挑选官员，改变了以往的世袭主义，有力推动了日本官吏队伍素质能力的提高。 　　按照法律先行的理念，实现官吏任用的制度化、规范化。文官立法是文官制度得以实现的基础。从明治初年到二战结束，日本始终实行天皇制，官吏要为天皇服务，对天皇尽忠。尽管如此，对官吏的任用也并非随意，政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