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城市的“农二代”.docVIP

漂在城市的“农二代” 　　“因为享受不到城市医保，打点滴的时候，莫名其妙眼泪就下来了。当时觉得有点心酸，那是我来常州这么久，最想家的一次。” 　　“干我们这行，不需要有那么清楚的目标，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明天还在不在这个城市。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是我们的家。”谈起两年多在北京、合肥、常州等城市漂泊的感受，90后农民工程涛说。 　　2年前，21岁的程涛大专毕业，到北京一家超市做收银员；5年前，18岁的韩旭高中毕业，留在老家的工地上学做施工员；8年前，16岁的张飞飞初中毕业，南下苏州学起油漆手艺。 　　在各自漂泊几年之后，这三个本无交集的农村小伙子，在江苏常州相聚，开始了新的漂泊之旅。 　　“农二代”的城市梦 　　1990年出生的程涛，是个典型的“农二代”。唯一不同的是，他学历较高，用他的话说，“在建筑工地上，我也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和安徽老乡韩旭、张飞飞住在同一宿舍。韩旭，工地上的施工员，张飞飞，工地上的拉货司机兼老板的专车司机。 　　他们的宿舍是四人间，有空调，有电视机，他们的食堂每天菜式各样。闲暇时间，他们偶尔一起打麻将，或者一起逛街、买东西、看电影、唱歌。程涛说，“现在年轻人到工地上来是很挑的。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还读过几年书的，你工作环境不好、伙食不行、住宿条件差，根本不稀罕来。” 　　工地上的节奏永远要比外面的世界要快。无论阳光多么热辣，早上5点，工地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晚上太阳落山，一天的工作也就结束了。每天如此，循环往复。 　　尽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己在工地上的具体职位，程涛表示，他也说不清楚。韩旭和张飞飞戏称他是“老板秘书”，他说自己就是给老板跑腿的，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干。“我现在就希望跟着这个老板后面好好干，然后挣钱在城里买房。” 　　韩旭在常州待了已经近两年的时间，“虽然工地生活也挺无聊，但毕竟是在城里。相比农村，肯定还是更喜欢城里，这里很多东西都是新鲜的。”他说。 　　相比之下，张飞飞看起来则稳重、成熟很多。他说这可能跟他出来早有关。13岁时，张飞飞就和家里面亲戚一起到合肥捡破烂卖钱，初三毕业以后就带着240块钱来到苏州打工。“那是2005年7月14号，我问我妈要了钱，就和家门口人一起走了。小时候每次过年，都看到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开车回家，觉得他们很威风，也很羡慕。” 　　张飞飞戏称他当时成绩是全年级“第一”。他觉得读书也是浪费时间，于是开始了打工生涯，一晃8年过去，去过的地方包括苏州、合肥、上海、湖州、北京，而常州则是他的第6站。 　　“有时候也挺感慨的，跑了这么多地方，没有一站是我的归宿。我现在就想好好挣钱在城里买房，然后把老婆孩子接过来。我感觉，在城市里，有钱你就是老大，没钱你就什么都不是。” 　　但是，与父辈们不同，他们进城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 　　程涛之前在北京打工，和一个女孩好上了，就在她家开的超市里面干活。女孩爸妈很喜欢他，只是要求他以后留在超市帮忙。“我不愿意，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情。虽然跟她在一起对我前途有好处，但整天在超市里，就像被关起来一样。我不喜欢束缚，我要出去闯一闯。” 　　自那以后，女孩父母对程涛的态度也是180°大转弯，随后女孩就跟他分手了。“我觉得我就是个矛盾体！”程涛感慨地说。 　　融入城市之痛 　　韩旭认为，有些城里人挺排外，尤其是一些有钱人，瞧不起农村人。有段时间，为了能融入城市，他自学常州话，但却从来没张口说过。“觉得很别扭，那不是我的语言。现在想想挺可笑。” 　　他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个城市也不属于自己，或者说，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尽管他很想在这里扎下根。 　　“老家人有一种共识，就是一个小伙子年纪轻轻，不出去闯荡，待在家里干活没出息、窝囊废。我们老家渔网厂很多，但做活的基本都是妇女，男的很少。” 　　谈起打工原因，张飞飞说，似乎从一开始，他就是被这样一种打工“风尚”带动出来的，其实在心理上，他并没有做好融入城市的准备。 　　“我们在城市里享受到的唯一福利，就是干活赚钱的机会，没有其他了。没有签劳动合同的，五险一金不要想了，老板给你买个工伤保险就算不错的了。工地上打工普遍都这样。”程涛说。 　　作为农民工，他们在城里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微乎其微，城里人有的他们几乎都没有，一方面这是由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比较低端，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是农村人。 　　尽管地方政府近年来在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问题上都降低了“准入门槛”，但都或多或少附加了各种条件。而正是这些附加条件，共同筑起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围墙，将农民工堵在墙外。 　　程涛说，一天深夜12点，他突然发高烧，于是就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到临近的卫生院看病。医生总共给他开了200块钱的药水，要交钱的时候医生问他有没有医保卡，有的话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但因为不是本地人，他的医保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