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厉行戒恶俗 高效禁绝黄赌毒.docVIP

苏区厉行戒恶俗 高效禁绝黄赌毒 　　“黄赌毒”，亦即色情、赌博和毒品，此乃举世公认的三大人类公害，也是各国政府久治难愈的社会顽症痼疾。任其蔓延，将严重危害民众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道德风气，动摇执政根基。中国共产党不信邪，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领导、发动苏区军民开展了一场全面、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通过严禁与疏导并举、自律与他律约束相结合的综合整治，一举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下来的污泥浊水，从而显著净化了苏区社会环境面貌，巩固和扩大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革命前夕建政初，歪风正盛邪气浊 　　土地革命战争爆发前夕，由于封建官僚、反动军阀昏庸无能，管治乏术，他们为了一己之私，明推暗就跟老鸨、赌头和毒贩里勾外连、沆瀣一气，明禁暗纵，放任黄赌毒泛滥，助长歪风邪气蔓延，城乡各地风雨萧条，百业凋零，唯独色情、赌博和毒品市场生意火爆，繁荣昌盛。游民以众暴寡，流氓无赖空前猖獗，妓院、赌场和烟馆成了社会渣滓寻欢作乐的天堂、孽根祸胎繁衍生息的温床。 　　赣闽粤三边地区因开发晚，历来被统治者视为“蛮荒之地”，又因受粤港污秽侵袭，不幸沦为黄赌毒泛滥的重灾区。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斗争，好吸鸦片”。兴国县仅永丰区就有烟馆4家，完全靠赌钱当土匪等为生的游民90余人。寻乌2700人的小县城竟有妓院三四十家，色情和赌博从业人员多达432人，占总人口的16%。国民党军阀刘士毅曾派一排人常驻该县征收“赌博捐”，名曰“防务捐”，后虽遭赣南旅省同乡会告发不得不撤销，但地方豪绅继续征收如故。瑞金县壬田圩和日东圩也各有10多家妓院、赌场和烟馆，每圩吸引周边嫖客、赌徒和“瘾君子”成千上万。日东圩隔沿江桥连接本省石城和福建长汀，曾有“过了沿江桥，不赌即是嫖”的说法，嫖赌业盛极一时。 　　闽西“无县不公开烟赌”，“稍为僻静的地方，至少也有一厂以上的花会，十桌以上的赌摊，三数间的鸦片馆，多的乃至花会三四，赌摊数十，鸦片馆十余。而县城的花会，每日可收千余元，赌摊桌百余张，鸦片馆百余间”。武平县在军阀曹万顺统治时期，“发动种植罂粟数万亩，将全部非法收入刮入腰包，县内吸毒者大增”。永定县在军阀赖世璜盘踞时期，“强迫农民种植罂粟，许多国民党政府官员、豪绅地主及少数平民也吸食鸦片，烟毒流害严重”。长汀县在北洋军阀王献臣和国民党军阀郭凤鸣驻防期间，公开设立利益公司和花捐局，准许赌场和妓院挂牌营业，征收捐税充当防务费。后虽遭地方绅士纠集民众捣毁，宣告终结，但官方对嫖赌并无严令禁止，仍任其蔓延。 　　其他边区的“灾情”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湘赣边社会经济情形，复杂异常。如宁冈民众特别懒惰，嗜好鸦片者占百分之五十”。湘鄂赣边修水县“广设鸦片烟馆，大开赌场，极力诱骗农民吸烟入赌，从而榨取他们的血汗”。赣东广昌县“社会风气极为恶劣，鸦片烟馆、赌博场、窑子林立”。贵溪县“中产阶级以上人家子弟吸烟者甚多”，“城乡（农村为尤）赌博之风甚盛，赌博方式五花八门”，“虽无公开挂牌营业的妓院，但半公开的娟妓很多”。湘西“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 　　川陕边的鸦片总产量和烟民总量更是高居全国各边区之首，其中，军阀田颂尧统治下的川北防区鸦片种植最广、最集中，烟田面积竟占土地总面积的30～40%，仅宣汉一县的鸦片年产量就达7万担。只有千余户人口的通江小县城就有200多户开烟馆，江口得胜场130户450余居民只有6人不会吸烟，巴中“平梁区断子垭27家人，就有18家吸鸦片烟，并说不吸烟要死人”，时称：“纵目田畴，已成黑化”，“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陆续进入上述边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面临着被黄赌毒大染缸污染、歪风邪气大环境异化的危险。黄赌毒盘根错节，三种毒素互相转化、互为因果，虽毒性各异、病态有别，但其行为主体都是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以满足低级趣味和贪婪私欲为目的，以戕身伐命和诱发犯罪为代价。一般群众沉湎其中，间接影响生产建设、兵源质量和红色政权的生存基础。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军人迷而不返，直接损害党的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削弱军队战斗力，乃至于断送革命前途。 　　策顽磨钝用重典，整军化民立规矩 　　“师出以律，失律，凶也”。1927年底，毛泽东从本部和地方武装基层骨干中首批招收了150名学员，在井冈山龙江书院创办了苏区首家红色军校——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他自任兼职教官，深入浅出地给学员讲解“革命”就是革故鼎新的原理，并把“不嫖、不赌”作为学员“三不八能”行为准则中的首要项。红四军组建成立后，原军官教导队在此基础上数易其名，但一直没有停止招生办学，通过“红埔”历届学员发挥传帮带作用，“不嫖、不赌”渐渐地得以在红四军广大官兵中贯彻实行，军纪肃然，军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