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提琴家秦立巍：搞音乐不可能都当独奏家.docVIP

大提琴家秦立巍：搞音乐不可能都当独奏家 　　秦立巍是第一个录制全套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的中国人。在这个大师们都在频频录制小品和歌曲以迎合市场的年代，秦立巍和环球公司却采取了知难而上的姿态。“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开始要牺牲一点，很痛苦。但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不能完全迎合观众，还要挑战观众的思想。”既然要挑战观众，就要拿出令人折服的成绩，秦立巍这套双碟的5 首大提琴奏鸣曲专辑，反复录制了足足两个星期。第二遍推翻重新来过的过程，让他明白，音乐并不是要证明什么，而是要在听众与贝多芬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秦立巍说：“贝多芬写这些曲子用了25 年的时间，而我从9岁初次演奏贝多芬的曲子至今，也差不多25 年了，现在是一个契机。” 　　上次见到秦立巍，是去听“很威猛”室内乐音乐会。这个颇为“凶猛”的名字，其实是取青年钢琴家宋思衡、小提琴家黄蒙拉和大提琴家秦立巍三个人名字的谐音组成。这个被上海大剧院签约的三重奏，虽然看上去是三个大男孩的组合，但秦立巍比另外两名80 后成员大了一辈。不太在国内逗留的他说：“之所以回来开拓国内市场，就是因为看好它。中国古典音乐市场上世纪90 年代才刚刚启动，即便与日本比，都晚了近100 年。由于国情问题，理应成为主流受众的四五十岁中产阶层，又不太接受古典音乐，所以，我们要更有耐心。” 　　看秦立巍的履历，很容易让人忘记他的出身，直到听他说上海话，才回过神来。由于父母都是演奏家，秦立巍似乎总比同龄人先行一步。13 岁离开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他来到澳大利亚就读贵族中学，19 岁前往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师从柯西勃姆，26 岁荣获“澳大利亚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得到澳大利亚政府赠予的价值1000 多万元人民币的意大利瓜纳利大提琴。 　　秦立巍说，他的目标是做一名综合性的艺术家，包括教育、独奏、室内乐和组织音乐会多个层面。“教学使我自己拉琴更有逻辑性，演奏使我的教学有说服力，室内乐帮助我学习，组织音乐会则让我结识更多的音乐家。综合性是任何一个好的音乐家都需要的，一直独奏会使音乐有片面性。”除了开音乐会之外，少年老成的秦立巍早早投身了教育事业，成为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但这也不能让他满足，现在，他已经转投新加坡的YONG SIEW TOH 音乐学院任教。 　　秦立巍表示，许多与他同辈的中国音乐家刚出国时都会遭遇很多挫折，因为这些在中国受音乐教育的学生都是以独奏家的要求训练出来的，出国后却突然发现不能做独奏家，而是要进乐团，只能重新开始学习。有些人很幸运地考上了，也有很多人到现在都考不上，因为从小没受过这种训练。在国外，室内乐非常受重视。受过西方和中国两种模式教育的秦立巍说：“中国都是独生子女，人人都想拉独奏，做人上人。而我在英国的学生，一上来就告诉我，他们的梦想是考乐团，这样就可以坐在一个大的团体里，听到交响乐立体的声音。在中国，人人踢足球都想当前锋，都想进球，要是在门口把球传给别人，那是不肯的。包括郎朗，你在中国可能看到他弹协奏曲，在瑞士、德国，他也做许多钢琴三重奏和其他室内乐。如果你光想着超过别人，是不能搞室内乐的。” 　　记者：你的新唱片录了很长时间？ 　　秦立巍：我从礼拜一开始录，5 首奏鸣曲，一天一首，录到礼拜五。等录好了，我自己客观地以听众的角度听了一遍，发现自己求胜心切，做得太夸张了，比如一个重音，我做得很厉害，音响上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其实贝多芬是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的。 　　记者：现在这个版本你满意吗？ 　　秦立巍：这个重新录制的版本比较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贝多芬那个时候是不可能在2000人座位的厅里表演的，他们的琴也不可能像我们现在钢丝的琴，音响会小很多。我这张唱片本身就想仿古、纯真一点，而不是把现代的东西附加在里面。现代的感觉人人都会做，但是我想让听众感觉回到了那时候。 　　记者：外界有人称你为“马友友第二”，你有压力吗？ 　　秦立巍：虽然大家都是黄皮肤，但其实我们受的教育很不同。他是世界大师，而我还是青年艺术家，还有很多路要走。他做的形式让他有很多空间，譬如他做贝多芬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很纯的，而他做“丝绸之路”的时候，跟蒙古人拉马头琴，就很自然，因为这本身就是草原的音乐。我很尊敬他有能力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这相当了不起。 　　记者：澳大利亚的古典音乐基础也不深厚，你觉得有什么值得中国借鉴的？ 　　秦立巍：有一段时间，墨尔本交响乐团很希望吸引更年轻的观众，所以他们做了一年的计划，广告做得很前卫，曲目也选很现代的，观众量却没有上去。后来，他们把曲子换成贝多芬、莫扎特的，观众就都来了。比较危险的做法是所有东西都迎合二三十岁的人，觉得他们必定会喜欢流行的东西，到最后就把自己的路都堵住了，逼着自己一定要跨界。这就是我这张CD 的目的之一，要让大家了解正宗的古典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