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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穆先生治学方法的三点特性 /01-author/q/11-qianmu/Webdoc/T7L5.html 作者：郑吉雄 　　刊登于山东大学《文史哲学报》 第2期（2000） 　　注释请参照期刊　　前言　　1998年9月下旬，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及文史哲研究所联合邀请我前往访问。出发前承冯建国教授赐示，文学院的老师希我抵达后能就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做一专题演讲。我临时思考方向，打了腹稿，24日下午，在该校邵逸夫楼讲了一个多小时，并没有录音。返台北后，山大邀我将之写成文字。我因事忙，一再延宕；现在真正动笔，只有凭记忆。而且撰写成文，和演讲体例自不相同，不能不补充材料，和补述若干论点。因此具体内容可能和当时所讲的有些出入，但实际上主要意思并没有改变。　　钱先生渊博闳通，洸若无涯，而且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怀抱极深的感情，这一点，当世学者知之者甚多，论者亦甚多。然而，如果我们认为三千年的中国学术文化传统造就了这一位国学大师，那么他与‘传统’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这仍是一个有待探讨和发挥的问题。这次适逢我作客山东大学，又报告了这个题目，我极愿意以本文，来就正于学术界的先进贤达。　　一、钱先生治学的扩散性　　钱穆先生，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895年生，1990年卒于台北，享年九十六岁。少年毕业于无锡中学，其后任教于厦门集美中学、无锡师范学校及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1930年燕京大学聘为讲师。翌年复受北京大学之聘，任教于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后在战乱中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无锡江南大学。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55年，创办新亚研究所。1960年耶鲁大学延聘先生讲学，赠名誉文学博士，旋又赴英国访问。1965年离开新亚，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1967年赴台湾；晚年居台北市外双溪素书楼，潜心著述。钱先生平生所与交，尽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最负盛名的大师，如胡适、顾颉刚、陈寅恪、冯友兰、梁漱溟、汤用彤、熊十力、马一浮、张其昀、贺麟、张君劢、杨联升等，所著《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秦汉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数十种，俱为享誉中外学术界的名著。　　钱先生生于十九世纪末，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变化。尽管他给予一般人的印象，是偏于保守的、传统的，甚至于是守旧的，他一生治学领域不断扩大，日新又新，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单从他的著作数量，即可见一斑。若我们进一步回归他个人的历史，从治学历程去探索，就更可以感受到他治学的扩散性。根据《师友杂忆》中自述，他在小学和中学时期曾受多位国文教师的影响，尤以高三时华紫翔先生‘授中国各体古文’为甚。中学三年级时，他喜读《曾文正公家训》，受该书的启迪，并进而读《昭明文选》。他曾指出‘余之自幼为学，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韩欧，下迄姚曾，寝馈梦寐，尽在是’，可见他治学，是先以古文为起点，而范围自姚（鼐）、曾（国藩）、韩（愈）、欧（阳修），上溯至于《昭明文选》。自中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历西南联大以迄江南大学期间，他陆续着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1年）、《先秦诸子系年》（1933年）、《国史大纲》（1937年）、《中国历史新编》（1948年） 等著述，主要属于史学的范畴 ；晚年定居台湾，完成《朱子新学案》（1970年），奠定了他在理学研究上不磨的地位。根据著作观察，他是自文兼史，再由史而哲，治学领域愈扩愈大；文学家的创发，史学家的笃实，及哲学家的精微，他都兼而有之。当然，钱先生毕生治学强调整体性，尤不喜区分领域，我在上文提出文史哲三时期，其间的界线也不可能绝对清楚，但就他所撰著作的年代而论，大体上应无错误。至于他老耋之年所撰，如《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之传统与现代》等著作，则出入于文史哲三大领域，而以深切的文化关怀贯串其间。　　尤有进者，钱先生毕生‘读书必自首至尾，通体读之，不抽读，不繙阅’，由于读书治学态度认真，他的著作，专则极其专，如《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史记》、《汉书》为基本依据，列举二十八证，反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论点 ；通则极其通，如《国史大纲》、《中国史学名著》等，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通则有极深广的阐发。有时微观之中有宏观，如考证《楚辞》地名，推论到地名时常会随着民族迁移而转移至另一区域的通性现象 ；有时宏观之中有微观，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论清代学术，在比较戴震《绪言》、《孟子私淑录》和《孟子字义疏证》时，考证至于一段之中增删的字数、一字一词的异同亦不遗漏 。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清晰地从他的著作中感受到一种向外极度扩散的张力。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中特别提出一个‘通’字，和所谓‘专家之学’的‘专’字。钱先生治学的扩散力，特别表现在他不断从专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