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 打完最后一手牌.docVIP

傅惟慈 打完最后一手牌 　　跟傅惟慈先生结缘，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当时《南方人物周刊》最后一页的“怀念”栏目由我编辑。2005年9月梅绍武先生病逝后，副主编杨子惦记着约人写篇纪念文章。梅先生是梅兰芳之子，也是著名的翻译家，把纳博科夫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妻子屠珍女士也是著名翻译家。哈米特的《瘦子》就是二人合译的。 　　我给梅先生的老友李文俊先生（福克纳最重要的中文译者）打电话。李先生说，梅先生去世没多久他写过文章，没必要重复。但他可以介绍一位跟梅先生也很熟的老友给我。李先生所说的“老友”，便是傅惟慈先生了。 　　傅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语气中透着老北京的爽朗——想来李先生已跟他打过招呼了。我趁便向他表达了个人的敬意——我读过他不少译著，受益匪浅，尤其喜欢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格林的《权力与荣耀》。傅先生似乎有一点意外，听得出来他很高兴，他原以为爱读外国文学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 　　傅先生又说，格林的小说他个人最喜欢的是《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格林在自传《逃避之路》中说，他本人喜欢的并不是最受读者爱戴的《问题的核心》，而是《荣誉领事》和《随姨妈旅行》）。我不揣冒昧地说，国内已有的格林译本中《布赖顿硬糖》令人读不下去。傅先生表示赞同：“第一句就错了！”并说他的学生姚锦清有个比较好的译本，他会在校改后交给上海译文出版社。 　　后来读了傅先生的文集《牌戏人生》，才知道1981年10月他曾和格林在伦敦会面。此前，他还在以出产棒糖闻名的布莱顿住过两天，像小说中的海尔一样，站在皇宫码头眺望大海，在古堡广场上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在书本里探索了二十余年格林创造的奇妙的国土后，我已经踏上了其中一个小小的角落了。”傅先生告诉格林，中国已经有人译出《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但尚未出版。（这个“有人”应该指他本人。傅先生回忆同格林会面的文章发表于1982年春，彼时他可能还不确定翻译这类书会不会带来麻烦。译稿同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者署名“傅涛涛”，这是他孩子的名字。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改回本名傅惟慈。） 　　没过多久，傅先生如约寄来一封邮件。里头除了怀念梅先生的文章，还附上一本《月亮和六便士》，装在一个干净的书袋里。稿子是手写的，字迹清晰而秀逸。我小心翼翼录入电脑中，又仔细查对了几遍，发在2006年9月下旬那期杂志，并给傅先生寄去了邮件（除了当期杂志，还有4月下旬的一期。此前，恺蒂新译的格林作品《我自己的世界：梦之笔记》于台湾出版，她写了介绍文章，以《与格林同梦》为名发在了杂志的“书与人”栏目）。 　　不想几天后接到傅先生电话，问我为何迟迟不发稿件（想来是邮递迟误的结果）。我解释了一下，并表示再寄一次也无妨。直到傅先生告诉我，两次寄的样刊先后送到，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暗想，看来老先生的性子还是有些急呵。 　　此后，我们偶尔会通个电话。有一次在淘碟时见到卡罗尔·里德1949年拍摄的《第三个人》，多买了一张，给傅先生寄去，心想他虽译过格林这个名篇，但却未必看过电影。 　　200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容纳了格林5部作品的一个集子，收入了傅先生所译的《问题的核心》，也收入了恺蒂所译的《我自己的世界》。 　　再过两年，我的职务由编辑转成了记者。未了的夙愿是做一个翻译家系列访谈，头一个想到的是傅先生。在电话中跟他约定，10月下旬时去拜访他。 傅惟慈 　　著名翻译家，生于1923 年，3 月16 日在北京去世。傅先生精通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翻译过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与董乐山合译）、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等多部经典文学作品，影响巨大。 　　当时杂志社对出差成本控制极严。27日上的火车，28日到北京，30日就又踏上归途。到酒店之后，在电话中跟傅先生确认了拜访时间。老先生有午睡的习惯，我们约在了下午3点半。29日上午先去清华国学研究院采访了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刘东老师。下午如约来到四根柏胡同傅府。 　　傅先生直接把我领进了他的卧室。那是一个不算很大的房间，摆下一张床、一个书架、一张小桌子，已经令人感觉局促。傅先生坦言不喜欢采访，最好是像朋友一样闲聊，但当我把录音笔搁在小桌子上时，他还是默许了。 　　他送了我两本格林小说译著：《一支出卖的枪》和《布赖顿棒糖》——Brighton Rock是当地流行的一种30厘米长的薄荷味棒棒糖，译为“硬糖”是不准确的。让我吃惊的是他一开始就说自己已经不想再搞翻译。一则他原本就不算用功的人，二则当初他搞翻译是不甘心做机器上的齿轮，总被外力推动。翻译虽然只是文字游戏，却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和创造性。他想借此夺回一点点人的自由和尊严。 　　对于文学，傅先生似乎失去了一直怀有的在我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