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非政策的调整与特点.docVIP

德国对非政策的调整与特点 　　非洲在当代德国[1]外交战略布局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自冷战开始到今天，德国多次调整非洲政策，使其服务于德国对外总体战略的需要，并在不断的调整中显现出一些典型的特点。 　　冷战时期德国对非政策的演变 　　德国在二战中遭受重创，但随着逐步摆脱英美对其内政外交的控制，德国在冷战时期多次调整了非洲政策，使非洲成为德国发展经济的重要跳板。 　　一、战后初期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阿登纳时代”的对非政策 　　战后初期，联邦德国的对非战略极大地受制于美苏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展开了寻求“代理国”的激烈争夺，以尽可能防止非洲国家落入对方阵营之手。此时，联邦德国外交的一个中心主题同样是抵制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扩张。在大部分联邦德国民众的眼中，共产主义不仅是德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也是非洲面临的重大威胁，他们对非洲能否仅凭一己之力就可抵制共产主义的“赤化”表示忧虑。[2] 　　另外，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对立格局形成后，身兼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阿登纳坚持奉行“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 Doctrine），对由苏联所支持的民主德国不予承认。“哈尔斯坦主义”深刻塑造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联邦德国对非政策的总体面貌。当1956年、1957年和1958年，苏丹、加纳与几内亚分别宣布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时，联邦德国以“哈尔斯坦主义”为指导，通过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的辅佐，极力游说这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不承认并且不要同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1963年，当阿登纳从联邦德国总理位置上卸任之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联邦德国在对非政策方面继续推行“哈尔斯坦主义”的意志和能力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勃兰特时代”的对非政策 　　1969年，勃兰特（1969—1974年在任）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赢得大选上台。勃兰特上台后旋即宣布停止执行“哈尔斯坦主义”，转而推行与东欧及苏联缓和关系的“新东方政策”。1972年东西两个德国签署《两国关系基础条约》，从而实现了两德间国家关系的正常化。1973年，两德同时加入联合国。联邦德国对外战略的这一重大转折，必然也会反映到其非洲政策中来。 　　“新东方政策”极大地解放了联邦德国发展与非洲关系的手脚。联邦德国不再把非洲国家不承认民主德国作为其展开对非政治关系的前提。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对非战略的重点开始从之前在非洲事务中发挥有限角色转变为积极的政治交往，强调通过谈判和政治对话来解决非洲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问题。在对非经济关系方面，联邦德国转而奉行一种新的交往理念，即对非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不应当完全服从于政治考量。1973年，阿拉伯国家因不满西方世界对以色列的偏袒而实行了石油提价与禁运政策，这使联邦德国更加重视非洲在其获取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方面的重要地位。从总体上看，勃兰特总理的继任者施密特（1974—1982年在任）基本上延续了勃兰特政府的非洲政策，联邦德国这一时期关心自己在非洲的经济利益胜过关心非洲的政治发展。 　　三、“科尔时代”前期的德国对非政策 　　1982年，科尔被提名为联邦德国总理。在科尔执政前期的20世纪80年代，虽然执政联盟中的基督教社会联盟领袖施特劳斯表示新政府无意于继续推行施密特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对非外交政策，但是，非洲在联邦德国继续发展经济、获取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与施密特时期相比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科尔政府的对非战略与社会民主党的对非外交政策并无实质性的重大区别，主要内容仍是维护非洲和平、保护人权和促进对非经济交往。其中，促进对非经济交往无疑是核心考量。 　　冷战结束至今 　　德国对非政策两次重大 　　调整与当前德非关系的重点 　　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德国先后两次对其非洲政策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大体上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其中，1990年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统一至“9·11”事件为第一个阶段，而“9·11”事件至今为第二个阶段。 　　一、在从冷战结束到“9·11”事件之前的第一个阶段，德国对非政策在强调政治交往的同时实现了战略性收缩 　　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的实现，使德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国外交政策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以实现向大国角色的转变。[3]德国总体外交任务的这种转变体现在对非关系上，就是在强调政治交往的同时实现了战略性收缩。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对非政策强调连续性与政治交往。冷战结束后，非洲大陆出现了一些国家民主化加速的现象。德国除了延续既有的对非政策，也像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热衷于推动这波非洲民主化的浪潮，对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化持积极支持的政策，以实现西方鼓吹的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