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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双眼看到了正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证人出庭 　　辗转十五年，在保障人权和惩治犯罪的双重价值取向下，刑事诉讼法终于迎来第二次大修。此次修改的亮点之一，就是完善了证人出庭制度。虽然旧《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证人出庭，但却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导致实践中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很低。究其原因，比较一致的说法有：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缺乏保障，没有强制证人出庭规定，证人因出庭而支付的费用难以落实，于熟人社会关系中的传统文化影响等等。虽然刑诉法大修使得程序正义的理念更为突出，但是就证人出庭作证这一点来看，仍然是前路漫漫，仍需上下求索。一、“亲亲得相首匿”意义为何 　　汉宣帝四年，将“亲亲得相首匿”写入法典，到唐代时更扩大为“同居相隐”。在那个时代，近亲属包庇不仅作为一条明文规定堂而皇之进入法律殿堂，更成为一项必须承担的义务。在子女不包庇父母的情况下，就要被视为“不孝”而列为“十恶”之一。这是一种对于最美好情感的肯定，也是农耕社会要求社会稳定的诉求。虽然千年之后生产力得以高速发展，但家庭作为社会核心细胞承担稳定之责的作用并没有改变。新刑诉法延续了这种理念，在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但是，在“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下，法官会有多大的动力来强制证人出庭呢，更何况是“近亲属”呢？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