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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医小菅勇生平续考 　　2011年第6期《天津史志》刊发拙文《在天津为孙中山诊病的日医是“小管勇”还是“小菅勇”》之后，引起了日本神户市孙文纪念馆（日文写为“?念?”）馆长、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安井三吉先生的关注。 　　2012年4月11日，笔者收到经由该馆主任研究员徐小洁博士转来的安井三吉先生信函。安井三吉先生在信中不仅同意笔者的看法，认为“在天津为孙中山诊病的日医是‘小菅勇’”，而且附信提供了与小菅勇生平相关的史料四种[1]和当年在天津的其他日医线索，希望对笔者继续开展研究有所帮助。这些资料，笔者均未曾得见，犹如吉光片羽，当为支持这一考证结论的重要佐证，且有助于判断一些关键细节。 　　笔者在感念安井三吉先生提携后学、慷慨赐教之余，再接再厉，又奋力检索到一些零星资料。在此基础上，笔者不揣谫陋，对小菅勇生平进行了续考。舛错之处难免，敬请正之。 　　一、小菅勇在给孙中山诊病前，就曾被记载为“小管勇” 　　1924年12月7日出版的日文版《北京周报》（第139号）上，载有题为《小管勇氏来京》的消息，翻译成中文后的大致意思为：“曾在北京任职的小管勇军医正，在转任内地卫戍医院之后，赴德国留学，历时2年，并曾在德、英、美等国从事医学研究工作。今年8月份，他自德国东还。此次，其因军务关系，只身前来中国，将在北京从事与卫生相关的工作。目前，他已寄居于北京南池子土屋氏的家，并计划于近期在北京及汉口安家并开设事务所。” 　　从文中披露的“小管勇”曾在北京担任军医正、赴德国留学、完成学业后返回北京、住在南池子一带等情判断，其与给孙中山诊病的小菅勇的经历基本上是可以吻合的。 　　小菅勇在日本驻华公使馆升任二等军医正（相当于中校）后，于1922年退役。他随即赴德国留学，两年后返华之际，正值1924年底为孙中山诊病前夕。而小菅勇又于1925年在北京执业，那么，他1924年底实施开办医院计划，并开始筹备，是符合实情的。而此后直到1940年以后，小菅勇都曾在北京“南池子十八号”[2] 有住房。 　　据此可见，《小管勇氏来京》一文中介绍的正是小菅勇，只是并未写明其时为医学博士。 　　除1924年12月25日天津《大公报》所刊《孙中山先生近状》一文中记载为“小管勇”外[3]，1924年12月27日天津《大公报》所刊《本埠特讯》中，也有如此记载：“日本小管勇医学博士，自北京来诊视孙中山先生病。昨今两次诊视，结果发表如左：本病系肝脏疾患，如肝脏之肿大，表面之凸凹等。虽卧床时常觉疼痛，于摇动身体之际，尤觉增剧。故安静治疗，殊为必要。心脏及肺脏虽强健，然脉搏较平常为多（今朝一分间，至九十），本日无热。食思不良，便通与普通无殊。照若此之肝脏症状，从今日起，至少须有三星期之安静治疗”[4]。 　　而1924年12月26日上海《申报》亦载：“天津电（二十五日下午一钟）：中山因病缠绵，致阻京行，焦甚。昨特电京，延日医小管勇氏来津诊视，据云：病性缓，亟宜静养避劳，医始有功，定有晨[5]调方测断，入京期约在开年初”[6]。 　　由此可见，报章在小菅勇给孙中山诊病时，已记载其为“小管勇”，甚至小菅勇在给孙中山诊病之前，就有“小管勇”的记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写为“小管勇”就是正确的。 　　二、小菅勇1924年返华时是否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据1925年1月1日《北京周报》（第142号）开设的《北京邦人录》栏目所载，“前日本公使馆附医官、军医正小菅勇”的联系地址为“北京东华门内南河沿二十四”，电话“东局三四八零○号”。“东华门内南河沿”这个地址，即指南池子一带。 　　据1927年1月1日《北京周报》（第238号）开设的《北京邦人录》栏目所载，“小菅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小菅勇”的联系地址为“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电话“东局二一六、三一二”，还载有小菅医院的英文名称，即“The Kosuge Hospital”。 　　结合1924年12月7日《北京周报》所载《小管勇氏来京》和《昭和人名词典》（支那篇）[7]等资料综合分析判断，赴德留学两年的小菅勇1924年返回北京后，未能在日本驻华公使馆“续任军务”，而是凭借人脉关系，于1925年在北京开设了小菅医院[8]。军医正也就成了小菅勇的曾任职务。 　　那么，小菅勇返华时，是否已经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呢？这一头衔在当时应该是很风光的，既是对小菅勇留学成果的昭示，也是可以直接与其诊病话语权挂起钩来的。凭借医学博士这个光鲜的身份来提高知名度，以便尽快重新在北京扎下根，这也属于情有可原，理应引起小菅勇的重视。 　　但是，1924年12月7日《北京周报》所载，却并未明确他的这一新身份，1925年1月1日《北京周报》所载，也未加挂这一新头衔，而是仍列其在日本公使馆的曾任职务以为介绍。因此，对于《昭和人名词典》（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