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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共鸣 　　摘 要：现实主义作品《哥儿》表现了日本的国民性与民族心理。从民族传统角度看文本中的主人公，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哥儿这位憨直、莽撞却单纯善良、富有正义感的青年；更有助于读者探究一个民族的共性，把握作品的内涵。小说表现了日本人性格中明朗的一面，也揭露了惟利是图的人际关系，并把哥儿的言行与日本民族心理中的报恩观、义与勇的行为、荣辱观、等级制度等相联系，使作品不仅深受日本读者的喜爱，也为我国读者带来了启示。 　　关键词：哥儿 报恩观 武士道 等级观念 　　夏目漱石在《哥儿》中用喜剧的手法写了主人公哥儿在东京毕业后，到四国一所中学短暂教书期间目睹教育界邪恶势力横行，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最后愤然辞职，返回东京。《哥儿》在东京广为流传、深得人们的喜爱，这原因之一就是《哥儿》中的一些心理正是日本人共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引起了日本人的共鸣。正如伊藤整在评论《哥儿》时所说的：“这是一部日本式的性格，使用日本式的手法描绘出来的作品，它描绘了典型的日本人。主人公的乐天性，他的同情心，他的天真无邪，还有其他人物日本式的肮脏、气量狭小、卑劣、软弱、充英雄汉，所有这些都的的确确是日本人的真实性格。”[1] 　　一、哥儿与日本人的报恩观 　　主人公哥儿与碌碌无为的同事不合，只有同事豪猪和他聊得来。不久，哥儿受到红衬衫的挑拨，开始怀疑豪猪在背后使坏。他本想找豪猪算账，但想到豪猪曾请他喝过一杯水，就作罢了。他因一杯水背上一大笔还不清的人情债，使他现在不能为自己的尊严找个说法。于是，他执意要把那一分五厘钱还给豪猪。在清算完这笔“恩情债”后，哥儿才开始问豪猪为什么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 　　也许我们认为哥儿太小题大做了，但日本人把看重小事当成美德，哥儿就是日本人放大了的写照。那么，在日本人看来，小说中的哥儿到底具有怎样高尚的情操呢？那就是，“得到别人的恩惠的人应当把那恩惠当成无价之宝，只有报恩完毕，他才能不继续作一个负恩之人。而具有美德的负恩之人，只能受那些具有美德的人施与的恩惠。”[2]（P66） 　　在小说中，哥儿甚至把“白开水恩情”与关爱自己很久的阿清的恩情作了一番对比。阿清经常给哥儿很多小孩子喜欢的小礼物，有一次还给了他三元钱。哥儿对此非常愧疚，特别是那三元钱。但是对于那笔钱他却迟迟未想过还。因为他认为“那就等于怀疑阿清的一片诚心，给她纯洁的心灵涂上污点。我不还钱并不是想欺负她，而是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一般看待，豪猪当然不能同阿清相比。”[3]哥儿不仅认为阿清是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把她当作亲人，还认为阿清已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这正体现了日本人对恩情和报恩的看法。就是说，“不管这恩情的施与者与接收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施恩者成了自己的一部分，那么从等级概念计算，那恩人也就在‘我’之中。因此，负恩之人也可以对恩情的接受心安理得了。”[4]（P66） 　　在日本人看来，接受别人的恩惠并非是一件快乐的事，甚至令人有一种束缚感。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像哥儿与阿清的那种关系是少之又少，大都是利害冲突关系。负恩容易使人愤怒，因为负恩让日本人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人们不愿意平白无故接受他人的恩惠，而让自己背上人情包袱。对于这些累赘，他们最希望做的就是躲避。因此，在哥儿与阿清的关系还不亲近时，哥儿也曾对阿清提出抗议：“这不公平”“还有啥意思，不如不疼的好，我心中有些过意不去。”另一方面，从施恩者方面来看，他可以是路边为自己拾起东西的人，或是自己一直敬仰的人。如果施恩者不符合这些条件，那么负恩之人就要陷入很大的烦恼中了。正如作品中哥儿之前认为豪猪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所以接受他一分五厘钱的恩惠，但一旦认为他不是值得尊敬的人后，对他就不必感恩了，所以要把一分五厘钱还给豪猪，若不然，“到死也不会快活”。而哥儿那种果断、干脆地冲破这种关系的行为，“正实现了日夜在人际关系中煎熬、无可奈何地周旋于各种人际关系中的日本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梦想。”[5] 　　二、哥儿与武士道 　　如今，虽然曾经作为一种道德体系的武士道已成为一个转身而去的历史背景，但武士人格、武士精神已融入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之中，而《哥儿》正闪现着这个历史背景。 　　首先，我们来看看武士道中的“义”与“勇”。日本有一种说法：“没有义的话，无论是凭天赋还是学习，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武士。”[6]（P214）武士唾弃卑劣与诡诈的行为，与学问和头衔相比，人们更看重“义士”称号。而义与勇，正是武士之德的一对孪生儿。从主人公哥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哥儿对学校的倾轧奸猾行为、阿谀奉承、形式主义、腐败风气、盲从主义等丑恶现象极其厌恶；对“狐狸”的道貌岸然、 “红衬衫”的阴险狡诈、 “帮腔佬”的随声附和恨之入骨；而与豪放爽直的“豪猪”为伍，对逆来顺受的“冬瓜脸君”抱以同情。“红衬衫”一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