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精神与“中国风”.docVIP

中国人文精神与“中国风” 　　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新世纪开始，全球顶级时装设计师引领着整个时尚界都对于“中国风”趋之若鹜。各色各样以中国传统服饰的图案纹样，工艺手法，款式造型为创意出发点的新作品展示在人们眼前，向人们述说着设计师对于中国传统元素的欣赏和关注。紧跟之后，中国本土设计师的“中国风”设计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无论良莠充斥着国内各大秀场。然而本土设计作品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却鲜有作品越过国外设计作品的光芒，为“中国风”树立起“咱们自己的旗帜”。撇开国外成功的营销和包装手段不谈，这个现状与话题让人们想到，这与中国服装设计界整个的现状不无一致。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有着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文化土壤，却无法在全球时尚界拥有关键的话语权，事实往往是年复一年或多或少地跟风西方潮流。而同处亚洲、同为时尚业起步较晚的日本与韩国却在吸收接纳西方流行文化的同时融合了自己民族独特的风格，早早地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甚至被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所模仿。这对于一直标榜民族复兴文化振兴的本土设计师不得不说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的“中国风”到底在哪？ 　　对于“中国风”这个词语的探究应该最早追溯到“中国风”形成的源头。“中国风”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被称为“Chinoiserie”，只是作为从属于欧洲Rococo风格的一支，这种“中国风”代表着欧洲人对于当时古代中国艺术以及风土人情的美好想象，其中包涵了很大成分的欧洲传统的审美情趣。关于当时“中国风”内涵的解释，在大量现有的文献和专著中都有详尽的介绍。历史走到20世纪，时尚王国的翘楚迪奥公司多次以“中国风”为主题推出了几个系列的设计，虽然其中运用的中国元素也掺杂了其他民族的元素，比如日本，但依然获得热烈反应与大范围的模仿：高开衩的旗袍配上黑色丝袜和十多厘米高的厚底凉鞋；或者中国黄绿色的军装改造配上大面积的褶皱丝绸与网纱，这样强烈的对比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表述着他们对于“中国风格”的认识，相对于古老欧洲的“中国风”，政治等时代性的元素成为更新的成分。这种被西化的中国风格，一次次刺激着全球时装设计界的感官，但作为中国本土设计师的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与我们自己口口声声想要表达的“中国风”必然是不可一概而论的，我们的本土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与西方认识范畴的不同。所以以中国本土设计师的视角来设计运用“中国风”的话，应该有一个有别于西方的鲜明面貌，它才符合中国人的集体认识和历史情感。 　　“中国风”顾名思义，什么可以代表中国，或者反映中国？作为炎黄子孙，对于从小耳濡目染的生长环境，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和面貌都有一个抽象的认识，它不仅仅是雄健浑厚的书法、淡泊隽逸的山水画，也不仅仅是鲜艳热闹的大花轿，“带火移星陆，升云出鼎湖”的龙纹。从博大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如何提炼和升华出服饰设计的灵魂呢？服饰是文明的符号，是文化的外在表现。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到“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他在书中将文化从起源开始划分为三大类型，即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农耕文化。前两者归结为一类，农耕文化自成一类。游牧和商业文化具有“富、强、动、进”的特性、农耕文化具有“安、足、静、定”的特征。这样的分析，无疑在理论上为我们本土设计师准备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与框架。作为农耕文明大国，我们的文化更进一步体现在以统治者阶层为领导的整个民族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上，从国家历制的建立、到服制的制定无处不贯彻始终。农耕文明中细究到最基本最直接的制约就是我们用来制作服装的纺织技术和剪裁方法。织布机与劳动者操作互动的半径几乎决定了自古以来布匹的幅宽，而在以体力生产活动为主导的社会，对于劳动产品极度的珍惜和充分的利用，充分地表现在从平民到贵族的服装裁剪方式都是平面式的，从而避免了立体裁剪可能带来的浪费。平面裁剪的方式水到渠成地挑选了对称形式作为我们最初的审美这也暗合了自然界随处可见的对称美形式，更与天地阴阳二元平衡的理论相呼应。据《礼记?月令》载，每年正月周天子亲率臣下田耕作，称为“藉田”；三月王后亲率嫔妃举行采桑养蚕仪式，称为“亲蚕”；从皇家到普通民众，“‘勤俭之意’质朴而隽永”，顺应自然体现在古代服饰中，农耕文化的安、足、静、定不言而喻。尽管物质财富积累到后来，人们有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和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服饰生产当中，各种昂贵稀世的华服层出不穷，但是与自然相应的原则在中国古代的主流历史中从来没有被放弃过。 　　但是“中国风”不仅仅是如此，它还有升华的灵魂。这里借用一下佛教的理论“戒能生定，定久生慧”，如果说“中国风”的载体飘缈难定的话，长期安定规律的农业生产造就了中国人的智慧。当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