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docVIP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早在尧帝时期，尧有感于百姓“饱食?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状况，任命契为主管教育的官员，教导人民懂得五种最基本的伦理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五伦大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中国古圣先贤在观察“道”的基础上，把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齐家治国必须遵守的“德”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也称为“八德”。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个人都要接受以“五伦八德”为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或许一直认为：伦理道德教育毕竟是软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在历史上，中国人一向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因而被誉为“礼仪之邦”。目前我们的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虚心地遵循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对道德教育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概要说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主要有五个方面。 　　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 　　我国古籍《礼记?学记》早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即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角度加以重视的。 　　《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冉有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得出孔子对于实现和谐社会途径的基本看法：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救之”。 　　这段话讲到，孔子到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子。孔子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道：“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道：“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道：“教育他们。” 　　孔子“先富后教”的主张在孟子那里得到了发挥。《孟子?梁惠王上》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乐哉？” 　　可见，在儒家那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强调：“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思路与儒家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基本上是一致的。孔子从来没有否认过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他曾经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意思是说，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事情，但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即不通过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君子不接受。可见，孔子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不符合道义的利益追求。这一点，在孟子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孟子?滕文公下》记载：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虽然孔孟不反对追求利益，但是孔孟也看到，仅仅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对于实现和谐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道德的进步和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因此，孔子认为，在人们的生活富裕之后，必须“教之”，即应当重视对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使他们明了自己所处的人伦关系以及相应的道德要求。《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人之有道也，饱食?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所以，社会和谐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更在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因此，要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就必须在发展经济、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重视品格的培养和人心的治理。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增长了，人们富裕了，但是骄奢淫逸之风也就随之而来了；科学发达了，技术进步了，但是它对社会潜在的危害也更大了；法律完善了，机制健全了，但是人却越来越没有羞耻之心了。法律仅仅能够惩治恶的行为，但是却不能培养出人的爱心、同情心和团结互助的品质。因此，法治社会可能是秩序井然的，但也可能同时是冷漠无情的。 　　因此，在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上，儒家坚持了孔子所提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的主张，特别强调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孟子也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