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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主到公民 　　中产阶级必须意识到―富有，意味着对社会具有更大的责任。“政治成熟”的中产阶级既是社会的稳定器，不偏激、不冒进；又是改革的推动者，以稳健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并愿意为社会正义分摊成本。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告诫人们：“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分享着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定而持久。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 　　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今，不少人都曾论证，只有在一个富庶的社会里，当很少有人生活在赤贫状态时，大众才可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自我节制以避免成为不负责任的煽动家的俘虏。” 　　与古希腊时期相比，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更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词汇。 　　在经济学家看来，中产阶级的规模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中产阶级意味着强劲的私人消费、充盈的财政收入和良好的公共服务；在社会学家眼中，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有恒产者有恒心”，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才是真正的“超稳定结构”；对政治学家而言，中产阶级不仅是成熟民主国家政治运作的中流砥柱，也是威权国家推动民主转型的先驱力量，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政治。 　　中国有“中产阶级”么？ 　　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先富”群体越来越引人瞩目。这一群体的上层是私营企业主和国企领导层；下层则是广大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普通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在学术研究中，“中产阶级”的界定一直颇多争议。有的强调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譬如职业、收入、教育、社会声望，有的强调主观的阶层认同，还有的强调生活方式，譬如消费、品位等。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通常用收入来界定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则倾向于用职业分类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划归中产阶级。 　　国家统计局以家庭年收入6万―50万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准。社会学者李培林、张翼则以中国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收入线作为参照基准，将高于平均收入2.5倍及以上的收入群体定义为“高收入者”，把低于平均收入线50%及以下的收入群体定义为“低收入层”；把低收入的上限到平均线之间者定义为“中低收入层”；把平均线以上到平均线的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层”，即“收入中产阶级”。 　　按收入标准划分的优点是简便、易于操作，缺点在于忽视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内在属性。譬如，外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和获得动迁补偿款的农民，可能在家庭财产方面旗鼓相当，但很难想像他们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可能毫无交集。我们不妨看看《时代周刊》为中产阶级绘制的“标准像”：书橱里至少有1张ECM唱片；支持民主；知道昂山素季和白南淮各自是干什么的；能粗略地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和量子力学。 　　考虑到单一经济标准的局限性，李培林、张翼主张用职业、收入和教育三项指标来界定中产阶级。据他们测算，比较宽泛地定义的中产阶级占社会成员的25.8%。其中三个维度都符合“中层”标准的“核心中产阶级”只占3.2%，符合其中两项“中层”标准的“半核心中产”占8.9%，仅仅符合一项“中层”标准的“边缘中产阶级”占13.7%。所以，如果将符合其中两项标准者认定为“中产”，则中国当前的中产阶级大约占12.1%左右。 　　虽然近年来中国中产阶级在国际上表现抢眼，特别是由于日本和西方国家受经济危机困扰，消费能力下降，中国游客成了国际奢侈品市场的“新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得这一阶层成员的绝对数量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其消费潜力令友邦惊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严格说来，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依然是比较弱小的，在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重较低，大约在12%左右。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看法―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也仅占总人口的23%。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未真正崛起，中国的社会结构离橄榄型社会还很远，其实是一个“水蛇腰”结构。中产阶级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影响上都是“少数派”。 　　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因为这些企业数量最多，吸纳的就业人数也最多，它们的经营状况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走势，也会影响到中国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其次，社会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