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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的转型与整合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公民政治参与有了新发展，一是个别公民特别是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以国家“政治安排”（political arrangement）[1]的形式，直接但被动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二是公民特别是基层民众合群结社，以“政治嵌入”（political embeddedness）[2]的形式，主动但间接地参与到地方性政治活动中来。公民政治参与的这两种新型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展示出当下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活动日益丰富、民主政治有所发展的社会事实。[3] 　　一、社会“细胞化”悖论与公民政治参与 　　从历史维度来看，西方汉学者曾从中国华南地区的人类学经验研究中得出结论：1949年以来，国家权威力量过于强大，逐步改变了过去国家权威向下只能渗透到县一级行政单位的历史传统；国家权威能够不断把权力“触须”向下延伸，直接控制与操纵乡村、居委会和社区等基层社会单元；这种现象被描述为社会“细胞化”[4]（cellularized）现象。 　　社会“细胞化”理论与早期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提出的社会“原子化”（atomization）[5]概念有某种相似性。社会“细胞化”与“原子化”的核心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可以找到思想“原型”――虽然它与社会“细胞化”、“原子化”范畴的背景与用意存在重大区别。 　　马克思在研究法国问题时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碎片化的“马铃薯”理论。他在文中论述道，“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因此，“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6]可见，正是因为当时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法国社会“马铃薯”化，公民缺乏政治共同体意识，才导致法国1848年革命的夭折。 　　西方语境中的中国社会“细胞化”推论，主要指国家政治权威刚性力量不断强化，并迫使过去“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社区，全面系统地沦为被控制状态中的“网络单元”；而传统社会中相对独立自治的最基层社区的“国家化”趋势逐步成为社会常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关系失去平衡，呈现出向国家权威“一边倒”的泛国家主义化现象。但“细胞化”理论本身只是西方汉学家关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范式，它能否成为一种通行的分析工具尚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命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个别有社会影响的公民被地方甚至中央党政部门“政治安排”为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担任党政部门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这些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日益增多。这些获得不同程度“政治安排”的“代表”、“委员”或者“领导”，在现有政治体制内能够以特殊身份获得直接但被动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的政治权益，这已经构成对于社会“细胞化”理论的部分否定。 　　更为重要的是，公民个体合群结社，在既有政治体制以外，主动但间接地“嵌入”到当地政治活动中，获得了与地方党委、政府协商对话的政治身份，这一新兴的公民政治参与现象已经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这是以非代议制形式影响地方性政治活动的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商民主”范式。[7]当下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协商民主”，是一种有具体特定内涵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当妥协”的互动关系。“正当妥协”的理论基础是相对于代议制民主范式的另一种范式――协商民主。在既有文本法律法规不能接纳的“非合法律性”格局中，地方政府与草根民间组织基于双方互利的合作，都愿意互相主动接触，并通过协商对话变通既定政策法规，在交往互动中渐趋宽容与妥协，是为“正当妥协”。此种基于程序正当和实体正义等宪法原则之上的宽容与妥协，旨在转变过去国家单向度主控的代议制民主范式，形成国家与社会双方基于合作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范式。 　　国家政治权威在强化与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能够与草根民间组织基于协商对话等“协商民主”范式，在程序正义、实体公正等法理基础上形成“正当妥协”的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公民个人通过民间结社自治活动，能够从既有政治体制之外有效地参与到地方性政治活动中来；这样一种从体制外间接而主动地渗透到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方式，具有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