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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事调解纳入抗诉范围的合理性研究 　　【摘 要】民事检察权的产生，是为了监督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系统审判活动的公平正义。按民诉法之规定，在我国，检察院行使民事检察权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对生效判决、裁定的抗诉。但作为民事审判活动主要内容的民事调解也应当被纳入检察院抗诉范围之中。这是对民事调解活动的规范，也是为了更加全面的将监督司法审判活动，在当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研究把民事调解并入抗诉范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颇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事检察权；民事调解；当事人自愿；抗诉 　　一、抗诉的法理基础 　　抗诉来源于检察院行使民事检察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抗诉的法理基础也来源于民事检察权的法理基础，因此有必要先了解民事检察权产生的原因及其性质。 　　目前我国大部分学者都认同，我国的检察制度最早是起源于前苏联列宁的检察理论。[1] “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 [2]检察机关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法制的统一。检察机关的天然属性在于发挥其监督法律实施的功能，该功效不仅仅体现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也能有所体现：无论检察官抑或检察机构是设在政府还是法院，作为检察权之一的民事检察权都是在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大前提下而存在。[3]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检察权性质是法律监督权，虽然它在运行和操作的过程中兼具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某些特征，但它并不具有司法和行政权的属性。我国强调检察机关处于独立的地位，以实现对执法和司法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就是民事检察权的宪政基础，也是抗诉制度的宪政基础。另一方面，抗诉制度旨在追求公平正义。公正是司法永恒的主题，无论何时都不能偏离这一主题。[4]为了制约权力滥用，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就需要有另一种独立的权力来监督民事审判活动，实现司法公正。 　　二、法院调解的目的 　　一般认为，法院调解的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调解过程中，法院处于第三方的位置，分别听取双方当事人对案情的陈述和意见，了解双方所处立场和要求，理清争议所在，从而对当事人进行劝导和说服，以中立的态度来主持、引导当事人就纠纷达成调解协议。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是为了最终能够解决当事人的纠纷。但是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目的外，法院调解还有更加特殊、深层的目的，即实现自由与效率的调解制度价值取向。[5] 　　所谓自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否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完全由当事人自主选择的。其次，在调解进行中，当事人也随时有权利决定是否有必要继续调解。最后，调解协议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意结果，是当事人双方自由意志的表现。 [5]所谓效率，是从法院和涉案当事人两方来说的。对法院来说，司法资源有限，如果每一个案件无论大小都经过诉讼庭审的程序，只会延长案件的处理期，更无法保证每个案件的处理质量，最终必然是得不到原被告所期待的结果。[6]对当事人一方来说，调解所花费的时间比庭审要少得多，而且其结果甚至可能比走庭审程序所得的判决、裁定对原被告更加有利。 　　三、当前法院调解机制的弊端 　　调解的优势在于较诉讼灵活一些，对程序上的要求没有那么多，也因此导致了法官在主持调解、当时在参与调解的时候略显随意，并显现出了许多问题。 　　1、强制调解[7]现象越来越多。强制调解，是指法官在主持调解时违背当事人的意思，过多的以自己所代表的司法力量来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笔者认为，法官进行强制调解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应当明确调解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自愿，调解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都以当事人的自愿进行为前提。 　　2、恶意调解日益变多。恶意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相互串通，虚构民事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通过法院合法的调解程序，促使法院作出错误的调解书，旨在损害案外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非诚信诉讼行为。[8] 　　3、法院对调解的过于推崇。调解只是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手段之一，不是唯一方式。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适用调解来解决争议，对于案情特别复杂、当事人意见差异巨大的案件显然不能以调解方式解决。 　　四、将民事调解纳入检察院抗诉范围的必要性 　　如上文所说，当前我国法院民事调解存在诸多问题，虽然法律允许当事人事后反悔，以申请再审方式来撤销业已达成并生效的调解协议。但从《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来看，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仅限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并没有把调解案件纳人抗诉之列。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检察院就民事调解提起抗诉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这也是对把调解纳入抗诉范围的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学者的理由之一。[10]对此笔者认为，法律没有规定不代表其没有存在的价值，正是因为法律出现了缺失，才有讨论的价值。 　　首先，从《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条文中，可以得到把调解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