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进步性.docVIP

小议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进步性 　　如果说中古发展到秦汉时，出现一次飞跃，那么到两晋南北朝时史学内部分支日趋完备，进入空前蓬勃发展时期――进步空前。 　　此时史学进步性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私修史风气大盛 　　自三国魏明帝置著作郎，中国历史上开始有专职修史的史官。朝廷修史设有专司，表明统治者对史学十分重视。因此，以下官方修史开始急剧增多，蔚为大观，较前代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有所谓国史，“实录”“起居注”以及典志等其它各类史书代代不绝，卷跌浩繁。六朝时的边陲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史学也很重视。 　　六朝时私人修史较官修更盛。除史官外，撰写过史书的文人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文化阶层，史学家之多，繁若星河。往往一朝历史，既有十几家私人攥述，群起争鸣。甚至本朝典故，私人亦能系统录载。 　　由于官私修史风气大盛，遂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种类骤然增多。史书的体裁五花八门，许多可适应不同需要并可补纪传，编年不足的专门史体都得到长足发展。人物传记集，当是有许多名目分“耆旧传”、“名士传”、“高僧传”、“道学传”、“列异传”、“七贤传”等，还有一些“内传”、“家传”、“杂传”等类别，如典章制度史，有《隋书?经籍志》所列“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等多种名目，书名更相互标异，此外，当时已出现少数史评专著，还出现了“通史”名目，他们改变了班固以下断代成史的惯例，通贯下来汇成一史，因其有通贯之意，便被称为“通史”体裁，由于上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私修史之风大盛，中国古代书体裁有长足发展。 　　2.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史学由经学附庸 　　魏晋南北朝、魏晋以降著史者，学著作和私学开始把史学看作独立。319年，后赵石勒初立国基即设“史学祭酒”一职，史上第一次出现“史学”南朝宋文帝时曾建文、史四学，以著作佐郎何承天，宋末齐初，又明官内设玄、儒、文、史四科。这表明史学尽管处于末位，已作为独立学科，开始为统治阶级成为独立学科，在当时的目录学上也有反映。曹魏《中经新薄》时，将所有文献在目录学上分甲、乙、丙、丁部即是史部，这说明史学已成独立门类。东晋李充校史部独立，列位于经部之后，这反映出史学地位已高，其后，一般目录学分类均将史书单列一部置于经部后，史学的地位因此确立下来。目录学上史学地位的变化表明，魏晋北韩时期，我国古代史学已成为社会影响广泛的一大独立学科。 　　3.历史借鉴意识增强――历史借鉴意识大大增强 　　从历史发展的内部寻找历史的经验教训，在西汉初成为时代需要。如议施政得失，述存亡之征，在《新语》、《楚汉春秋》等史著，尤其在《过秦论》等历史评论名作中，得到普遍重视。 　　吞并六国和完成真正的大统一等丰功伟绩，使秦王朝睥睨海内，因而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要历史。似乎秦即是强大的化身，无须什么历史鉴戒。但是不久，强大的秦王朝既然分崩离析，迅速溃灭。这大大震动了继之而起的新当权者，秦那么强，招致速亡。 　　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开国君主，封建统治者，为治帮兴国需要，也都非常重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吴王孙权，自幼就熟读《左传》、《国语》等史书，又览遍“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自以为大有裨益。为培养坐继大统的子孙，他还曾要求子孙登读《汉书》以“习知近代之事”。南朝梁武帝。自己直接论到历史得失，置之连不识字的后赵君主羯炻勤，也深知以史为鉴，即使行军过程中，也常令儒生读史给他听。这些都说明，秦汉以降，不仅史学家的历史借鉴意识明显增强，封建统治者也都有着明确的以史为鉴。 　　4.通变意识出现――研究上的宏观 　　秦以前，中国古代史学研究，还没有发展到探讨历史总体通变的历史高度，没有人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形成哲学层次上的历史观点。进入西汉，这种局面有所突破，历史学内部开始出现建基于具体历史研究之上朴素的宏观通变历史，如司马迁，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既有严谨治史，又有宏观通变眼光的史学家。他自己曾说，《史记》之作“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言不虚，他不入流俗，敢于排斥无稽，一切重在历史证据。论得失，谈人心向背，谋略之有无；议变迁，能指社会经济发展，他的许多潜入到深层历史底蕴的高见宏论，都是以前历史学家从未有过。司马迁《史记》“措词深，寄兴远，抑扬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可以说是古代历史学家第一人。班固承其余?，尽管因有受帝恩等经历，范晔的《后汉书》，“学识几万迈古”（王失谦《后汉书集解序》），有许多史事评论不局限于就大事论事，而是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几近通变意识。献朝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攥成《通史》”（《史通?六家》），不能说是重视历史通变规律所致。 　　5.“不虚美，不隐恶”的史风――贵在秉笔直书 　　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