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不速之客与全球化的不期而至.docVIP

市场的不速之客与全球化的不期而至 　　在总结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时，很多研究者部分归因于遍布全球的华人商业网络。它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最初的捷径。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商业网络的扩张，从来不是单向度的。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不仅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入中国。 　　中国人曾惯于将外国人称为“外宾”，因为外国的宾客通常是中国主人请来的。同时，能成为“外宾”的外国人，一般也是些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露宿街头的流浪者，是不会成为中国的“外宾”的。基于这种想法，中国的服务业一直在制度上区分“内宾”和“外宾”―有官方认可的资质向外宾提供服务的场所，一般设施和价格都更为高档。 　　这种制度隐含的逻辑是，所有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是有钱人、有正式职业并处于高端职位的人，一些偶尔在消费上显得吝啬寒酸一点的人，只是非主流的少数，大多应该是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与向往的外国?丝。 　　但到了21世纪，有越来越多的不请自到的外国人，不断出现在中国商业城市里。和“外宾”不同的是，他们并非应主人之邀而来，而是市场的不速之客。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对国际政治、中国文化与外事礼仪似乎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挖掘中国这座财富金矿里蕴藏着的能使他们致富的商业与贸易机会。这些人生计各异，住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并渐渐形成一些聚居社区，除了签证之外，似乎也没什么欲望与中国政府的外事部门沟通并受其管理。 　　于是，“外事无小事”之说似乎开始变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和这些人有关的事务，虽在理论上仍属“外事”，却除了涉及刑事案件的极端情况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大事”。 　　在北京，望京社区人尽皆知的身份标签，是“韩国城”，大量韩国人聚居于此，甚至难以分辨正在街头玩耍的孩子，哪个是中国的，哪个是韩国的；在义乌，印度商人想在自己聚居的地方建一座印度教的神庙，但他们不知道找哪个政府部门审批；在广州，在非洲人群落内部，尼日利亚人的口碑似乎不太好，但大多数广州人对此茫然无知，他们习惯于将所有来自非洲的人视为一个整体，不加区分地统称为“黑人”。 　　此刻，当我们突然发现一些肤色各异的或特擅或不擅中文的人突然成为我们的邻居、市场上的熟人、超市里排在我们前面的付账者，甚至是某个朋友的姻亲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全球化终于在我们日常的人际关系里不期而至了。 　　就在不久前，我们对全球化的认知，还不过是麦当劳汉堡、家乐福超市、苹果手机之类的“物”，并不包括或在外貌上难分彼此，或高鼻蓝目，或肤色深奥的人。因为，我们始终认为所谓的移民，不过是外地人来到本地，或本国人移民他国，并不包括外国人移居本地。一旦遇上，我们不免暗暗惊诧，他们怎么来了，还这么多人？ 　　在这个时候，市场的同质化力量展现出它蔑视文化的“匪气”。在这个并非“外宾”的群体里，彬彬有礼的举止只是一种模仿上流社会的虚伪做派。同样有着草根习性的异域商旅，和中国社会大多数的底层小商人和劳动人民一样，直截了当，斤斤计较，唯利是图。同样，任何文化差别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也会至少在表面上变得无足轻重―无论是语言、宗教还是习俗。入乡随俗的道理，才是世界的普世价值。没有神庙与清真寺，并未减少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义乌“各据一方”的驻留时日。 　　在草根一极的商业思维里，只要能赚到钱，一切都是无所谓的。然而，这是，且仅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现象。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对当地社会，甚至是中国的潜在影响，无疑将是深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外事无小事”之说的复兴或指日可待。 　　经由国际性草根商业组织与网络在全球扩散的，不止是中国的商品，也有中国的商业文化，其中最负面的商业策略就是骗。几乎每个在义乌经商的印度商人都有过被骗的经历，而他们的中国商业伙伴，也有同样的遭遇。这种彼此欺骗之所以能发生，一个重要的制度上的基础，就是在残酷竞争环境下形成的“赊销”传统，这个传统显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广州的非洲商人们抱怨中国警察对他们态度不太好，这里面实际也隐藏着一种来自本地社会的一种对非洲人某种“不耐烦”的心理。非洲人会在半夜里突然引吭高歌、纵情舞蹈的生活习惯，显然刺激了中国邻居们容易衰弱的神经。虽然中国人已经被卡拉OK显著提升了唱歌水平和听觉上的耐力，但还是不愿与这样一些艺术感过于强烈的人比邻而居。 　　居住在望京的体面的韩国人被中国居民认为提升了本地的房价，也提升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成本。这其中甘苦自知的滋味，在社区居民族群边界的两端共享。 　　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实际上都共同指向同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人该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人际之间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性人口流动正成为人口移入地的新的社会问题，而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市民，都恰恰缺少这方面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