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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在发“国难财”？ 　　我是不是在发“国难财”？ 　　2003年，王岐顺这样问过自己。但他很快变得坦然，甚至自豪起来。SARS疫情把北京变成了一座弥漫恐怖气氛的城市，政府关闭了绝大多数可能导致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叫停了几乎所有演唱会、招聘会和大型展览，很多酒吧、KTV和饭店都关门歇业。人们也不敢再像往常那样和朋友聚会，然后一起去看场电影―在封闭的室内影院里进行两个小时静坐和呼吸，似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实在想看电影怎么办呢？一，你可以在家播放DVD，视听效果不及大银幕但是很安全；二，你可以去王岐顺的枫花园汽车电影院，那里有在空旷的露天场地架设起的大银幕，你坐在自己的车里，也很安全。 　　就是这样别无选择的公众心理，导致王岐顺在2003年赚了很多钱。那时候他的汽车电影院已经亏损经营了将近五年，眼看撑不住了。“人家说非典让三种人发了财：卖口罩的，卖板蓝根的，再就是开汽车电影院的。”王岐顺说他最开始有点愧疚，觉得这商机来得莫名其妙，做生意总不能幸灾乐祸。后来他发现，来看电影的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像监狱里放风的囚犯，这种抓紧时间享受生活的热情让王岐顺也想开了：“全世界都说北京是一座死城，我这里还能给大伙儿放电影，像不像沙漠里的绿洲？” 　　两万八千车土 　　1998年，开个电影院很难赚钱，这点王岐顺有心理准备，何况他想开的还是中国第一家汽车电影院―谁都没见过的东西，就意味着要从头开始培养人们的消费习惯，大把的钱砸进去是肯定的。王岐顺在美国见过汽车影院，觉得很新鲜，中国也可以搞一个。没想到的是，他居然需要先砸两百万元，购买一种满地都是的东西：土。 　　电影院跟土有什么关系？现在的枫花园汽车电影院位于朝阳区亮马桥路靠近东四环的地方，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将近两百亩的荒地，更早之前曾经有个果园，因为地势低洼容易积水，果树都泡死了，就逐渐废弃荒芜，长起了齐腰深的野草。王岐顺从将台乡政府手里把这块荒地租下来，乡政府很爽快，终于有人帮他们解决荒地防火养护问题了。王岐顺雇了七八个壮小伙，每人发一把新镰刀让他们割草，割到镰刀都卷了刃。草丛里无奇不有，光青蛙就抓了一麻袋，还发现了小孩子的尸骸。众人奋斗多日，终于割完草，露出了土地的模样。王岐顺开着一辆越野车进去，扑哧，陷在泥里不动了。 　　所以需要垫土。荒地比外面的马路大约低一米二，基本算一块低洼的沼泽，想开汽车电影院，得让观众的车能开进来还能开出去。王岐顺是沈阳人，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懂基建活儿要怎么干，找附近的建筑工地打听，人家告诉他租几辆巨型卡车，车轮子有一人高的那种，昼夜不停地拉土，再找台推土机把土平了。一车土要价一百元，王岐顺跟人砍到六十，他估摸有三百车土差不多了。谁知第一天就拉来三百车，土垫下去只有薄薄的一层，好像没垫一样。那就继续。每天三百车土，一直折腾了三四个月，到两万八千车的时候，地才算平了。 　　这段时光没日没夜，王岐顺的工作就是每天挎着一个装满现金的大包，按车次给司机结算工钱，真正数钱数到手软，累了在地上一坐就能睡着。有天夜里，王岐顺裹着军大衣，又坐在土堆边上睡着了，恍惚中觉得呼吸困难，动弹不得，一激灵醒了，见身后一辆卡车正在倒土，已经压住了他的半截大衣。 　　那是王岐顺初次意识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一车土倒下来，能把他悄无声息地活埋。“好在当时年轻，反应快。”他死命挣扎，崩开大衣扣子，脱身跳出来，身后的土山轰然崩塌。 　　场地平整好了，王岐顺开始跑各种经营手续。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说：“开电影院啊，你得安装喷淋设备，还得有防火通道，达到消防合格标准才能批。”王岐顺说：“我这喷淋设备是天然的，一下雨就喷淋。满地都是防火通道，有情况开车就跑。” 　　美国的过去，中国的未来 　　1998年5月6日，枫花园汽车电影院开张。票价定为每辆车八十元，观众寥寥无几；降到六十元，还是没多少人来。王岐顺每天率领一众员工站在影院里的一个小土坡上，眺望门口的马路，看见有摇曳的车灯光进来，大家就激动鼓掌。 　　汽车电影院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北美，到1959年，伴随着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美国拥有超过两万家汽车电影院，激烈的竞争甚至造成了室内影院数量的锐减。但是到70年代以后，汽车影院产业开始萎缩，电视机和影碟机把很多观众留在了家里。“现在美国大概剩下两百多家汽车电影院。”王岐顺去考察的时候相信，美国人经历的过去，就是中国人即将面对的未来。 　　枫花园惨淡经营的头几年，观众来得不多，媒体倒来了不少，包括很多外国媒体。王岐顺三天两头要接受采访，CNN的记者问他：“你的电影院是自己开的，还是政府资助的？”“来看电影的人开的是自己的车吗？”“是共产党组织大家来看电影吗？”王岐顺被问得无语，他发现很难让老外理解，中国人已经有了享受现代生活的经济实力，而且很快会有接受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