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儒家化.docVIP

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 李明辉著:《儒家与现代意识》，页45-66。文津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年（1991年）九月初版 在当代中国底思想界中，没有一种思想像儒家思想遭遇到如此奇特的命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当儒家思想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底心目中逐渐失去威信之际，它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敌对阵营──以马、列思想为师的中国共产党及以英、美民主政治为尚的自由主义者──的攻击。1949年中共占据大陆，建立共产政权，国民政府播迁台湾以来，儒家思想在两岸有完全不同的际遇。在台湾，国民政府以儒家思想底继承人自居。姑不论政府当局所理解的儒学是否合乎儒家底真正精神，亦不论一般知识分子对儒学的实际看法如何，儒家思想至少得到了官方底公开支持。反之，儒家思想在中国大陆自始就受到共产党底严厉批评与压制。共产党将儒家思想视为建立新社会的重大障碍，必欲彻底铲除之。这种反对与压制在文化大革命时达于顶点。 　　按理说，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代表两个难以并存的立场，应当无多少共通性可言。但是近来在大陆学者当中，却普遍流行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合辙之处，因而从传统文化中取得了助力。这种看法尤其为一些不满共产主义而支持自由化政策的学者所盛言，故他们由此推出一个结论：要在中国大陆贯彻自由化政策，就得更深入地批判儒家思想。于是我们再度见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中以正统自居的死硬派将儒家思想视为建立共产社会的障碍，而反对这种死硬立场的自由派学者却将它视为自由化政策底障碍。看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七十年的今天，儒学所处的尴尬地位并无多少改善。 　　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想以三位近年来在两岸知识界颇为活跃的大陆学者──包遵信、甘阳和金观涛──为例，剖析上述「共产主义与儒家思想合辙」的看法。首先，包遵信先生认为：共产主义与儒家思想合辙之处在于「伦理本位主义」。他在〈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一文中对儒家底「伦理本位主义」作了以下的说明： 　　儒家伦理本位主义把人的一切活动都伦理化，把主体活动限制在单一的僵死的框架中，社会上的人有不同的等级、门第，有各式各样的职业分工，这些差异性和多样性，最后都被净化为「君子」和「小人」。「君子小人之辨」成了观察社会、研究历史、批判社会的最终〔尺〕度，「道德主义」成了可以涵摄人的其它活动价值的「人极」标志。[1] 　　而在〈儒家传统与当代中国〉一文中，他对儒家底「伦理本位主义」提出这样的批评： 　　儒家从孔孟到陆王，一无例外都以人为中心，围绕人的议论最多，但却没有解决人的创造主体性和人格独立性。他们总是把人放在人伦关系这面网上，离开了人伦关系这面网，人本身就没有独立自在的地位和价值，人的个人独立人格完全消融在尊卑、长幼、贵贱的礼教名分中，只有按照礼教名分才能确认他们自己。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2] 　　他在毛泽东所强调的「思想革命」和刘少奇底《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也看到了这种「伦理本位主义」[3]。但他认为：这种「伦理本位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原有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明确地说，儒家化﹚底结果。因此，他在〈儒家传统与当代中国〉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曾经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把「思想政治路线」提到「决定一切」的高度，这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似乎还找不到，倒与中国儒家传统有着内在一致的关系。把思想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政治伦理原则制约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政治伦理价值取向成为支配人的一切活动的主导原则。这就是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的基本特征。毛泽东的这句话，它所反映的实际内容、体现的理论原则，和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的确非常一致。[4] 　　在「伦理本位主义」底原则下，他特别提到儒家底义利之辨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强调的是社会需要、群体的利益，因此所谓『义』就成了遏制个人利益、需求的道德原则。」[5]又认为：「儒家传统的贵义贱利以抽象的共产主义精神得到高扬，而且更为膨胀。」[6]最后，他总结儒家思想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影响如下： 　　儒家大同思想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接受模式，小农平均主义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公平观，贵义轻利被塞进了「社会利益」、「阶级觉悟」，成了名正言顺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7] 　　根据以上所述，包先生显然着重于儒家思想在理论层面上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影响。甘阳先生虽然同样肯定儒家思想对中国共产主义有所影响，但也考虑到这两种思想在实质内容上的显著差异、甚至对立。面对台、港及海外学者﹙尤其是新儒家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必须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来支持「共产主义儒家化」的论点。因此，他不像包先生那样，从理论层面去建立其论点，而将重点转移到另一个层面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