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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族法文化再审思 　　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特殊的意义，它不止是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居所，更是一种念兹在兹的观念形态与文化情怀。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每个人都与家这一特定的时空产生了固定的关联，并塑造着中国文化的基石。通过婚姻与血缘关系，扩大家的外延，组成“同宗共姓的男系血族团体”，就成为宗族。家族凝聚亲情、延续传承，影响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也成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 家族文化的法律表征 　　作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特征，家族法文化广泛存在于民事、刑事法律制度之中，对法律的运行以及社会生活形成多方面的影响。 　　在财产制度中，家族法文化促成了特有的家产“公有”制度，也就是说，家产归属于家，而不是任何个人，即便是家长，也只是公有人之一，他仅行使财产的管理权，若未得家内共同公有权利人之同意，并没有随意处分家产的权利。家内的卑幼，更不得擅自处分财产，唐律明文规定，禁止子孙于祖父母、父母在时“别籍异财”，祖父母、父母亦不得令子孙别籍。在特有的家产“公有”制之下，家内财产的交易就形成一系列特有的惯例，在交易契约的形式上，必须要求家长等特定身份人“押署”;在土地、房宅的买卖中，必须要履行“先问亲邻”的程序，即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同家族成员购买的优先权。 　　在刑事法律中，家族法文化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刑事惩罚中的“家人共犯止坐家长”及连坐、缘坐制度。汉代法律就有“占租不以实，坐家长”的规定。唐、宋以来，律令明确规定，家人共犯罪，若其属于行政、民事性质的，止坐家长，卑幼无罪。“止坐家长”，一是因其对外代表一家，二是因尊长有专制之义。在家族文化之下，传统刑事法也形成了罪责延及一家一族的刑罚连带制度，“连坐”是指一人有罪，全家、邻里及其他有关的人牵连受到处罚的制度。连坐与“族刑”紧密相关，族刑早在夏、商时期就已出现，其时的“孥戮”刑罚，就是一人有罪，将其父母、妻子、儿女一并杀死或沦为奴隶。西周至春秋以后，族刑在各诸侯国广泛使用，《史记》记载：秦文公十二年，法初有三族之罪。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族刑连坐也是主要的刑罚手段，是“重刑”的一个主要方面。《汉书》有“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夷三族之诛”。连坐的种类很多，有全家连坐、什伍连坐、职务连坐、同伍连坐等。秦王朝建立后，对于族刑连坐之法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适用，“以古非今者，族”，“妄言者，族”。汉代虽然号称废弃严苛秦法，夷三族之刑仍然被继承。到了唐代，族刑连坐又有发展，出现了“缘坐”、“连坐”两大类。缘坐是指因亲属血缘关系而牵连处罚，如唐律“谋大逆”即规定，诸谋反及谋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等没官，或流三千里。缘坐的范围，上至祖父母，下至孙，旁及伯叔父、侄子，上下共五代。连坐仅指与官职或公务方面有关的连带责任。明、清以来承继了唐代的连坐制度，而且还有较大的发展，对缘坐的范围扩大，量刑加重。在司法中大量实行连坐，涉及谋反及“文字狱”等犯罪，一案被株连者往往多达数十人甚至数百人。 　　家族法文化也导致不同类亲属相犯法律制裁的迥异。为了“峻礼教之防”，同样的侵犯行为，因父子、夫妻、主贱等家内身份的不同，而决定刑罚的加减，故被称为“服制定罪”。根据服制关系中尊卑差别和亲疏远近，凡属人身侵犯，若尊长侵犯卑幼，亲属关系越近，科刑越轻;如系卑幼侵犯尊长，则亲属关系越近，科刑越重。凡属财产侵犯行为，不分尊卑，比照常人减等科刑，亲属关系越近，科刑越轻。凡属奸非罪，则不问尊卑长幼，服制越近，科刑越重。 　　家族法文化还促成了存留养亲制度。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刑法一样，传统中国也采取了血亲复仇的原则，“以命抵命”是最重要的刑法原则，在故意杀人等严重刑事犯罪中，犯罪人必须被处以绞、斩等死刑，以实现法律的正义。然而，若符合“孀妇独子”等留养条件的情形下，经司法部门提出留养申请，获得皇帝允许后，可免予死刑，在施以一定处罚后准其留养。“存留养亲”源于北魏孝文帝，犯人依律当死，但按儒家孝的伦理观念，子孙必须尽养老送终的义务。孝文帝特制令格，曲法伸情，对于身犯死罪，父母、祖父母陷入绝嗣和无人赡养者，让他们暂留在家养老送终后再执行死刑，后来渐发展为定制。 家族法文化的内在机理 　　家族法文化源于中国特有的“亲亲尊尊”的家族礼法。在传统家族法文化中，首先要维系家长、族长的至尊地位，同时要顾及尊卑长幼的礼教秩序，以及家内的和谐。如家产共同“公有”，保障家长对财产的管理权，主要就是为了维护家内尊长地位。《礼记?曲礼》有：“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礼记?内则》中则言：“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不有私财者，家事统于尊，财关尊者，故无私财。此外，儒家文化强调孝道，家族财产的共同公有，禁止子孙“别籍异财”，除了保障家内财产的完整，更重要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