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企业家鲁迅.docVIP

文化企业家鲁迅 　　他如果没有投身文坛，从事其它经营活动，大概也会发财致富的。 　　鲁迅给研究者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世界上很少有像他这样擅长记账的人。他有记事的习惯，留下了篇幅巨大的日记。他的日记几乎没有自我，更缺乏文学修辞的内容，几乎完全由流水账组成，绝少忽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金钱交易。如果说这些记录出自绍兴师爷或徽州朝奉之手，大概比说成著名文学家日记更令人信服。 　　然而，矛盾仅仅存在于表面。鲁迅作为文坛大佬的地位和形象，恰好是在他基本停止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以后，通过高明的策划和交易塑造的。鲁迅塑造工程虽然不是鲁迅一个人所能胜任，但也少不了他个人的配合和操作。他在这些活动中体现出的性格，完全不像无产阶级的朋友、不善理财的文人、资产阶级社会的失败者，倒像一位精明强干的外交家和企业家。 　　纠结的自身 　　如果你接触三十五岁以前的鲁迅，几乎不可能将此人想象成思想家、启蒙者、挑战者。东京的革命党和留学生鄙视他，不亚于马克思鄙视一心求田问舍、想做枢密顾问的资产阶级庸人。他如果满足于安心做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和观潮派，无声无息地躲在安全的角落里倒也罢了。这种人实在太多了，自我陶醉的革命者多半不会有兴趣理他。 　　问题在于他不仅不肯参加冒险活动，还不肯放过嘲讽激烈分子智商的爱好，因此非常遭人讨厌。鉴湖女侠秋瑾有一次竟然当众拔出东洋刀，痛骂鲁迅是满人的走狗。鲁迅这才明智地闭嘴，因为他是旧式大家庭的忠实信徒，作为孝顺儿子和好兄长，不能跟世家子弟或亡命之徒比血气之勇。他为三十六块银圆的公费学医，生活极其俭朴。省下的钱不是用来补偿含辛茹苦多年的寡母，就是用来资助弟弟周作人成家立业。他在自己和自己的妻子身上花钱甚少，抽烟都只肯买最廉价的“强盗牌”。 　　从儒家伦理的角度看，“打倒孔家店”的未来领袖堪称道德楷模。当然，部分原因在于他从来不喜欢包办的妻子朱安。任何洞明人情世故的观察者都能看出，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践者是做不了优秀反贼的。古训“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可不是一句虚伪的说教，但也绝不像天真的门徒想象的那样高尚，而是一种包含了近乎老练绑匪操纵艺术的实用理性。 　　秋瑾属于那种有条件超越生存压力的幸运儿，一心追求马斯洛意义上的高峰体验。鲁迅作为以精明著称的绍兴人，按说本应明白不该跟女侠斗嘴。他从小就清楚世界的残酷，习惯戴着脚镣走路，一举一动不是“因为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就是“因为起孟（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他和同乡蔡元培、许寿裳交流，总是恳请后者为他谋稻粱，仿佛《围城》里面的方鸿渐对待赵辛楣，相反的情况简直找不出来。 　　问题在于，鲁迅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一来你想让知识分子错过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的机会，恐怕比说服女人承认闺蜜比自己美貌更不容易。二来鲁迅那种解构性的智力很难不给自己造成内伤，不断积累的自我厌恶需要寻找释放的渠道。总之，他需要证明：怯懦不是因为我比你差，而是因为我比你强。文学创作给他提供了感情炼金术，可以将自我厌恶感转移到小说人物当中。 　　粗心的读者往往误以为反面人物源于作家在生活中的敌人，其实恰好相反。小说人物范爱农既怯懦又装逼，引起了主人公及其小伙伴的愤怒。“我”和“我”的朋友本来以为，满人就是最大的敌人，现在觉得满人还在其次，范爱农才是最可恶的人。第一人称容易增加读者的幻觉，以为“我”就是作者本人。其实，文学是生活左右颠倒的镜像。“我”是秋瑾的朋友本来可以得到的前途，“范爱农”则是鲁迅本人如果没有家庭责任感就很可能落到的下场。 　　大多数人都难以改变自己青少年时期养成的习惯模式，鲁迅也不例外。他参加广州的国民革命和上海租界的红色革命时，沿袭了东京排满革命的老办法。他在中山大学，喜欢劝告慕名而来的革命青年：最好是守在革命的饭锅边好好吃饭，不要把讲给外人听的革命宣传太当回事；远方的陌生人投身革命，无疑是件大好事；身边的熟人非要去前线，那就是犯傻。他运用这种技术，在蒋介石的清党过程中没有受到一根毫毛的损害，但在他的作品当中，吃革命饭的混混比反动派还要可恶得多。 　　安全式革命 　　《鲁迅全集》的注释将鲁迅和朱家骅、顾颉刚的私人恩怨说成革命者对蒋介石集团的谴责。其实，1927年事件后，蔡元培和李石曾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此后长期主管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经费分配。鲁迅非但没有像周作人一样，谴责他们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道主义，反而在1928年以后的几年，非常密集地向这两位大佬干禄。鲁迅当时的目标是中央研究院，因为蔡元培刚刚推荐胡适和顾颉刚为院士。他未能如愿以偿，只得到了每年三百大洋的特约著述员闲差。他和许广平依靠这笔钱，搬进了上海租界的洋房。 　　鲁迅在这个一生的最后阶段，重复了安全革命的模式。用他自己对李立三的话说，他习惯于躲在装甲后面打仗。《三国演义》推崇的赤膊上阵，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