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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承志的文化身份焦虑谢卓婷?宗教的真根据在于出世。张承志在宣布自己已皈依伊斯兰教成为哲合忍耶教派中的一员后，不仅是他自己觉得“力气全尽，我的天命履行了”（《离别西海固》），便是旁观者，也都几乎有理由认为，这在荒芜的英雄路上流浪了多年的旅人终于找到了他最后的“黄泥小屋”。特别是《心灵史》之后，张承志更是明确宣布他将“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1]时人们更是认定，从此，张承志留给这个世界的将只会是一个倔强的沉默的背影。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就从《心灵史》后不久的1994年始，张承志却一口气推出了《清洁的精神》、《荒芜英雄路》、《绿风土》（再版）、《大地散步》、《牧人笔记》、《鞍与笔》、《以笔为旗》等历史文化批判散文集。此外，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还以日文出版过《红卫兵的时代》、《从回教看中国》、《内蒙古大草原游志》（后为中文版《牧人笔记》）等三部文集，甚至在沉寂之后的新世纪之初，张承志也相继推出了他的散文新作集《谁是胜者》以及《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可以这么说，宣布皈依并从此与汉儒文人智识阶层毅然决裂的张承志并没有停止他的文学发言，相反，自1992年以来，张承志其实已进入了一个“后《心灵史》阶段”的散文创作高峰期。然而，张承志这种言与行的极端矛盾并没引起人们的多大关注，因为在他一篇篇形同向世俗宣战的战斗檄文里弥漫着的那一股“恶意十足的辉煌”，（此为张承志评莫言语，实为张承志的夫子自道）[2]，把人们的注意力给强行转移了。可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旗帜般的呐喊与鼓呼之中却也有着某种难以掩饰的虚弱与空茫，正像张承志对鲁迅先生的理解，那是一种“类病”的忧郁和执倔（《致先生书》），这种“类病”的心理隐痛对张承志来说其实由来久矣。????一、模糊的身份确认????“我是那样深爱着大自然。我有十足的资格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我是美丽新疆至死不渝的恋人”，“如今我是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公开的教徒，自由的作家—我还闯入绘画的殿堂，放浪于美丽的色彩之间”（《放浪与幻想》），“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文学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作家”（《语言憧憬》）……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张承志这样的表述：“我是……”“我能……”“我已经……”“我一定……”斩钉截铁的肯定句式充满了自信和骄傲，如同在每一个重要的关口他都找到了真理，得到了独悟和启示，可是，几乎就在同时，他却又总是在不停地怀疑、否定着自己：“我总是顽劣地坚信，我应该有另一个形象”，“为了相信—我怀疑着，只能向前”。在张承志这里，自我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复杂无序、抵悟争斗的矛盾体：一端是极度自信近乎自恋的无限膨胀和陶醉，一端则是极端痛苦，几近绝望的彻底否决和遗弃，狂热与冷峻，偏激与自戕，在两端之间张承志都使了最大的力气，所以他有被撕裂的痛楚。事实上，从一个红卫兵到一个哲合忍耶战士，张承志一直就没有走出过这种伤魂的矛盾与困惑。??1红卫兵。对于过去，张承志总是极力护卫的，哪怕是那段在别人眼里看来并不十分光彩的红卫兵经历。正因为对暴力的年代所怀有的持久的留念和充满快感的想象，张承志常常被漫画成一个死不悔改的红卫兵。作为红卫兵符码的发明者，张承志对红卫兵的“青春和叛逆性质”确实作了最坚决的赞颂，在他看来，那种如痴如狂的对伟人的崇敬，和那种对特权阶级刻骨仇恨，从而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造反精神，以及他们义无反顾地行走在当年红军长征的路上体验的“英雄一样的美”，原是可以为未来的年轻人提供一种“底色”的。正是基于这种充分的肯定，在为日文出版的《红卫兵的时代》所作的汉语说明中，张承志无不自豪地向世人宣称：“值得阿Q一下的或者说值得申明的，只是我相信这是第一本关于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正确的总结之作”，在他看来，正是那一部分“坚决地与官僚体制决裂了的，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真理的中国红卫兵—才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象征”，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有人心、人道、对人的尊重；一开始就有底层、穷人、正义；一开始就有叛乱、造反、青春、反体制的底色”（《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相对于红卫兵运动总是被人们指证为中国现代历史上一处耻辱败笔的这一公认的社会事实，张承志的判断当然是一种超然的价值提升，是被带上了浓厚主观色彩的张承志式的价值判断，从这里确实不难看出张承志有一种很深的“红卫兵情结”。但是，单纯的意义的抽取并不能遮盖历史的本质追问。对那样一场曾深深触痛过历史神经的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张承志其实也并不缺乏清醒的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最早是在《北方的河》里借主人公“他”的自识来加以表达的，当“他”听到“她”在十二岁时为被打的父亲洗身上的血迹时，“他”沉默了，虽然庆幸于自己是从未打过人的红卫兵，但“小姑娘”曾经背负过的“那么沉重的苦难”，使“他”得到了“宝贵的修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