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抛掷物“连坐”制度是创新还是落后.docVIP

高空抛掷物“连坐”制度是创新还是落后 　　【摘 要】从1978改革开放至今，不论是纯朴的农村还是热闹的城市中，高楼大厦的崛起带来的不仅是繁华，更是潜伏的危机。自2009年我国第一部《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到今年已经是实行了第六年了。其中的第八十七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种高空抛掷物品（或坠落物品）追责时多人不能证明免责时，而必须承担的共同法律责任，本文称之为“连坐”制度，自出台起便争议不断，在现实案例中的运用更是引发全民热议，本文将结合历时一年的小欣怡案件，从“连坐”形成的现实原因、创造之不合理、解决方案三个方面探讨高空抛掷物“连坐”制度。 　　【关键词】侵权责任；“连坐”制度；国家救济 　　2014年冬天，出生不满两个月的女婴小欣怡在小区内不幸被一高空抛下的水泥块击中头部，经过司法鉴定，评定小欣怡为七级残疾。随后受伤女婴家属向128位户主上诉至法院。今年十一月，小欣怡案件在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其中80位房主拿到同一判决书，女婴获得36万余元的补偿。本文希望通过适当结合上述案例剖析现行《侵权责任法》被称为“连坐”制度的第八十七条。 　　一、“连坐”制度为何形成 　　在《侵权责任法》2010年正式实施之前，各级法院对于类似于“小欣怡”的案件到底如何判决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同类不同判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济南的“菜板案”、重庆的“烟灰缸案”等等。不但全国各地法院意见相左，同一地区的上、下级法院意见也不一致，即使是同一法院内部意见都存在严重分歧。如此鲜明且强烈的对立自然延续到了侵权责任的立法当中，不过当我们看到第八十七条时，就会明白，全国人大常委会更为认同的是这种“连坐”制度。 　　在社会热议之时，参与立法的民法学专家梁慧星曾指出，立法如此创造性本条的目的有二，那就是救济和预防。对于“救济”梁慧星提出“我们的学者在从事法学研究的时候，在为国家的立法出谋献策的时候，一定不要考虑到个人的利益，你要考虑到社会的正义。你说一个人在外面走，上面掉个烟灰缸把他砸死了，他的子女怎么办？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被砸死了，情况多么悲惨，你为什么不考虑？你分担一下损失，这有什么问题？”而所谓的“预防”就是高层建筑的物业管理公司或是业主委员应该从中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的确，当侵权人无法确定时，难道让一个已经遭受不幸的受害人自认倒霉，承担全部损失吗？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故此观点的支持者便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在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形下，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地将责任归结为在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者身上，受害人可以按此方式获得最快的救济。与此同时，还可以警醒其他建筑物使用者，发挥法律的宣传教育作用。他们认为“高空坠物连坐法”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特色立法，是中国侵权责任法对传统侵权法在高空抛掷物归责问题上极大的创造性发展。 　　二、不合理的创造还能称为发展吗？ 　　梁慧星学者关于此法条阐述过自己的观点，即学者在立法时是不应该考虑到个人利益的。其实不然，考虑个人利益不一定就是一种偏向性行为，如若个人利益成为大多数公民的需求时，它就应该上升为社会利益乃至法律利益。相反的，如果我们口中所谓的“社会的正义”成为公民保障权益，维护自身利益的绊脚石，那么它就不配称作“社会的正义”。所以笔者认为真正的社会正义是由全社会共同实现的，而不该以牺牲个别公民的利益才能得以保全。 　　再来看看八十七条中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大部分的支持者都强调如果受害人本身已经遭受损失，却还要再花费时间、精力去举证谁为真正致害人，现实中往往是徒劳无功，这无疑加重了受害人的不幸，而这将成为受害人提起诉讼的最大阻碍，其合法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如将举证责任倒置给被告，问题将迎刃而解。其实不然，出门行走却遭遇“飞来横祸”，这时发现找不到加害者，没人能够承担损失，的确够倒霉够可怜，尤其对于一些家境普通甚至贫穷的人来说更是值得同情。救济弱者本是应该的，但是由谁来救济？赞成者言明，由可能实施抛物行为的人，即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者的整个集体，由一个集体担责，其负担风险的能力更强，但笔者想指出的是，第八十七条指出的侵权人是“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者”，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们就是真正的侵权人，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履行职务期间的侵权行为，让经济实力更强，承担风险能力更大的用人单位担责更容易得到赔偿是不同的。该条将举证责任倒置给“建筑物使用人”，其要求是让建筑物区使用人证明没有实施抛物行为，即使建筑物使用人能够提供不在场的证据，但也很难提供建筑物中没有抛出物品的证据，因此，由第八十七条这些住户势必要成为担责人，违背了未发生的事实无法证明的证据法原理，颠覆了证据学上的“证有不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