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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美国宪法学术自由的进展与挑战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基于协商民主的院系学术治理及其变革”（EIA140418）的研究成果。 　　摘要： 学术自由在美国被视为一项宪法权利历来备受关注，其发展曲折且争议不断。进入21世纪，格鲁特案（Grutter v. Bollinger）和加赛迪案（Garcetti v. Ceballos）是司法领域中对宪法学术自由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判例。格鲁特判决的意义在于“机构学术自由”权利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更高认可和尊重;加赛迪判决的影响在于“个体学术自由”权利面临新的不确定风险。宪法学术自由在“机构”与“个体”之间境遇迥异。 　　关键词：宪法学术自由;格鲁特案;加赛迪案;机构学术自由;个体学术自由 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成立并发表了《关于学术自由和教授终身教职的声明》，明确提出保护学术自由的原则，标志着专业的（professional）学术自由原则正式确立。20世纪50年代以后，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逐步确立了学术自由作为一项宪法的（constitutional）权利。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并没有明文列举学术自由权利，但隶属普通法系的美国法律除了可以遵循成文法律，还可以遵循之前的法院判例。因此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可以说既是一个司法过程，也是一个立法过程。1952年的“阿德勒案”（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最高法院首次提到了学术自由问题。1957年的“斯威齐案”（Sweezy v. New Hampshire），最高法院首次正式阐述了学术自由的价值、内容并将其纳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1967年的“凯西安案”（Keyishian v. Board of Regents），最高法院进一步将学术自由权利提升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切”（special concern）。伴随数十年的司法进程，美国似乎缔造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学术自由成为一种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法律权利。”[1]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高法院对学术自由权利的界定始终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宪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的权利主体、权利类型及其权利边界如何划分，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充满模糊性和争议性。进入21世纪以后，有两个案例特别值得关注，分别是发生于2003年的“格鲁特案”（Grutter v. Bollinger）和2006年的“加赛迪案” （Garcetti v. Ceballos），它们共同代表了新时期宪法学术自由的新变化。 　　一、宪法学术自由的历史回顾与主要分歧 　　（一）早期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1957年的“斯威齐案”是学术自由权利入宪的里程碑，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第一案”，它反映了麦卡锡（McCarthy）时期政治审查对大学及其教师的压迫。1957年新罕布什尔州通过《反颠覆行为法》，依据该法，新罕布什尔大学客座教师斯威齐被检察院调查。在庭审阶段，斯威齐否认自己宣扬暴力革命学说，否认参加过共产党，拒绝回答任何涉及讲课内容的问题，最后以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该案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基于正当程序条款判决原罪名不成立，同时认为原判决侵犯了学术自由权利。“在美国的大学社区里，自由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学术不可能在怀疑和不信任的环境中繁荣。教师和学生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自由地进行探索、研究和评论，以获得新的进展和新的知识。否则我们的文明将腐败并死亡。”[2]大法官法兰克福特（Frankfurter）同意判决结果但提出了不同意见（concurring opinion），他呼吁“大学的学术生活应享有免于政府的政治审查的权利”，并援引了南非学者的观点表明大学所拥有的基本自由权利，即“基于学术自主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样教以及谁获允来学”。[3]这“四大自由”提供了学术自由判决的重要标准，为宪法学术自由奠定了法理基础，影响深远。 　　1967年的“凯西安案”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纽约州立大学根据该州法律要求所有教员在一份誓词上签字，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英语讲师凯西安（Keyishian）拒绝签字并因此被学校拒绝续聘。凯西安对学校提出诉讼，最终该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方，凯西安胜诉。在判决书中，最高法院沿袭了斯威齐案的论证，并进一步将学术自由权利提升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特殊关切”。“我们国家坚定不移地保护学术自由，这不但是教师，而且是所有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学术自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切，绝不容忍任何法律用正统理论控制学校的课堂。”[4] 　　“斯威齐案”和“凯西安案”作为早期最具标志意义的判例，奠定了宪法保护学术自由权利的基本原则，学术自由以“未被具体列举的宪法权利” [5]被纳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直接保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