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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中学会批判 　　大家简介 　　李惕碚：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天体物理学家。长期从事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在宇宙线、高能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实验研究与数据分析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国内倡议和组织开拓了空间高能天体物理的实验研究。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等，专著《实验的数学处理》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访谈人：从事科学的人很多，但真正称得上科学大师的人却不多，而您是我们心目中的科学大师。在您成长为科学大师的过程中，尤其在青少年阶段，有哪些人、哪些事对您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 　　李惕碚：首先要纠正一下，我是一个大学老师，不是大师。中小学是人的成长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就读的北碚朝阳小学和重庆市第一中学，集中了一批优秀教师，重庆市第一中学的部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体育等科任老师后来被请到大学当教授去了。当时国家的科学、教育都不发达，而我却很幸运，能处在这么好的教育环境当中。1956 年，我上高中， 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文化教育界思想活跃，报刊上对于各种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开始有了广泛的介绍和讨论，我从中知道科学前沿还有不少基本的疑难问题有待解决，向往着要攀登科学高峰，有“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祖国科学事业”的强烈愿望，师长们也都热情地支持我的志向，这是我日后走上科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学阶段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的应当说是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不仅有理工专业书籍，还保留了丰富多样的文史资料，而且相当开放。课余时间，我经常泡在图书馆里阅读文史哲书籍，认真了解人类思想和社会的发展历程，而且像古人所提倡的“读其书，尚友其人”，我不仅学习各种学说成果，还广泛阅读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传记、回忆录和通信录，了解他们的思想、学说和奋斗的背景及发展的曲折历程。大学时期的自学经历，对于培养我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能力，以及应对其后几十年国家发展和个人成长中更加严峻曲折的考验，都有重要的作用。 　　访谈人：据我所知，您的父亲李乐元先生是一名化学家。同样是从事科研工作，为什么您当初没有延续父亲的道路，转而研究起物理？ 　　李惕碚：一方面是当时在量子力学哲学基础的讨论中，关于波粒二象性、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等问题引起了我对前沿物理的强烈兴趣；另一方面，我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前辈学者对于国家的贫穷落后和长期受侵略、被凌辱的历史有深切的感受，在他们身上往往兼具着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强烈追求和报效国家的历史责任感。 　　由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促使了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被称为“物理学家的战争”，二战后物理学，特别是核物理学，得到了广泛的重视。我父亲193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没有近代物理学的知识基础。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认真自学了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 通读了苏联大学物理系教科书、两卷本的史包尔斯基的《原子物理学》。 　　我父亲经常跟我谈论微观物理所引入的新观念是如何的有意思，原子科学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性，说国家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如果他年轻的话一定会去学原子物理。1957 年，我报考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实验核物理。1963 年毕业时，我只填了一个工作志愿：负责研制原子弹的“二机部”，当看见分配通知书上的单位是“二机部311 工程处”时，我高兴地以为实现了参加核武器研制的愿望。其实，311 是原子能研究所云南高山宇宙线观测站大云雾室建设工程的代号，是利用宇宙线粒子进行对高能核作用的基础研究项目，同原子弹没有关系。 　　访谈人：看得出父亲对您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您能不能谈谈，在您眼中，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李惕碚：他们那一代人具有强烈的科学救国的使命感。民营的西部科学院，是中国西部地区第一个综合性的自然科学研究院。在贫穷封闭的西部腹地，通过向军阀、士绅、企业募捐来筹集经费，经常发不出工资，在官办机构难以想象的困难局面下，他们夜以继日地辛勤努力。西部科学院还通过建设和经营博物馆、图书馆、学校、公园等文化、教育、科普设施，通过持之以恒的学术、科普活动和人才引进，为北碚能蔚然发展成西部地区科教文化重镇营造了良好的科学氛围和设施条件，也为抗日战争期间北碚能接纳大批科学和教育机构内迁，并如李约瑟所述，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 　　父亲很看重对我们的教育。我们家有6 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他坚持供我们上学，还给我们买各种课外读物，国内外的童话和文史著作，包括一整套少年百科全书。20 世纪50 年代，我和妹妹上中学，两个哥哥上大学，有时开学前母亲需要在路边摆地摊出卖家里的家具、手表等物件才能筹集到所需的学费。 　　访谈人：“传承”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但像您家族这样一脉相承的科学世家却是不多见的，您的父亲李乐元先生是杰出的科学家，您和您的几位兄弟都各自从事着与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