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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章程法治效果评估的构想 　　摘 要：法治效果是大学章程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当前，衡量法治效果的主要手段是进行法治评估。有鉴于此，立足于大学章程的“混合法”属性，认识到其法治评估的重要性;在一定的前提和原则之下，科学、合理地使用“法治指数”这一测量工具，构建大学章程法治效果评估的有效维度指标。同时，考虑到大学组织的特殊性，还要形成与章程法治效果评估相配套的运行机制，从而提高法治效果评估的公信力。 　　关键词：大学章程;法治效果;法治指数 　　法治是现代组织科学、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能够使行为规范、稳定。[1]大学章程是组织法治的“制度理性”体现，它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可资遵循的共同准则，为大学发展指明方向。我国大学章程致力于理顺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2]，使“依法治校”成为政府、社会、学校对大学治理的共识[3]。因此，大学章程实施的法治效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大学章程的属性决定其法治效果评估的必然性 　　1. 我国大学章程的“混合法”属性 　　依据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我国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上位法”的指导下，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章程，并由国家教育行政机关予以确认。作为组织自治法的一种，大学章程介于“软法”和“硬法”之间，依靠公共强制或自律机制来实施，侧重于为法主体的行为提供约束力，而制裁性只是次要的和辅助性的[4]。换言之，我国大学章程具有混合法的属性。它通过协调“政治框架下的权力”和“法律框架下的权利”[5]来实现对“政法话语”和法条分析藩篱的超越，厘定组织横向与纵向结构[6]。基于这一特性，大学章程在宏观层面上“适应教育发展新形势，提高管理水平与效益，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学校、教师、学生各方合法权益，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教育现代化”;在中观层面上“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政校分开、管办评分离，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在微观层面上“适应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发挥法治在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学校治理规范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此外，大学章程的该特性还适应了司法审查的需要，成为司法裁判大学相关纠纷时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正是这种混合法的属性导致大学章程的法治效果成为实施中的关键性问题。 　　2. 我国大学章程法治效果评估的必然性 　　大学章程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续，对于举办者、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等主体均具有约束力。大学法治问题从根本上可以看作是章程实施效果[7]的问题。从历史演进来看，大学章程一旦确立，就意味着校内任何规章制度都不能与之相违背，校内外相关利益主体要遵守、执行和适用，不得违反[8]，其法治效果通常受到“主体要素、形式要素、程序要素和内容要素”四个要素的影响。其中，主体要素是指谁制定就会表达谁的意志，最大程度地维护谁的利益。这要求必须对大学章程制定主体的多元性与相关性进行考察，以保障社会及组织成员对其较高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形式要素是指规范的书面呈现形式，这要求必须对大学章程文本的规范性进行评估;程序要素包括制定程序和审核程序两个方面，只有对此进行全面评估，才能更好地保障大学章程的公信力;内容要素是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大学章程应记载与其设立或管理活动有重大关系的并体现了高等教育法对大学章程内容统一要求的基础性事项[9]，如不记载或者记载违法，将会导致大学章程无效。 　　大学章程是法治精神、现代制度与教育治理场景等因素的结合，为免其流于形式，无法对组织产生实质性影响，除以混合法为基调外，还应保留其契约性，寻找大学内外部关系协调的动态平衡点。因此，其法治效果衡量的新突破口[10]在于通过评估形成能够反映大学章程实施“质量”和“厚度”[11] 的“数据集”。 　　 我国大学章程法治效果评估的前提与原则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要求，可以看作是大学章程法治效果评估的行动理念，而要通过评估实现高等教育领域治理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改革，则还要遵循一定的前提和原则。 　　1.大学章程法治效果评估的前提 　　“法治评估”是指评估主体依据规范的程序，测量某场域法治状态，并为其法治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预期的一系列活动。实施该评估的前提是“明确的法治概念”和“有效的法治评估指标”，前者是后者的充要条件。二者在中外法学研究者的思想中常常“一体化”呈现，如塞尔兹尼克的“自然的法治理想标准”[12]，富勒的“法律内在道德即法治的八个准则”[13]，拉兹的“合法性法治模式的构成要素”[14]，罗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