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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让生命与爱同在 　　 作家梅子涵在《特别的女生萨哈拉》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那一个秘密的行程里，天真会有多少种绽放，那是童年在干干净净地对世界说话。 　　 孩子在童年的里头，你在童年的外头。童年不需要邮票，可是你最合适的热情、最合适的语言是通往童年的邮票。他们小心翼翼，你需要最合适的热情;他们趾高气扬，你需要最合适的语言。 　　 多么令人感动的一段独白，这是梅子涵老师对儿童世界探寻的一种最深切的感受吧。如果把它移植到教育中，安放到课堂上，那两个“最合适”里头包含了多少深刻的含义！每每读到此处，我便联想到自己，当孩子犯错战战兢兢的时候，我是否释放了最合适的热情;当孩子骄傲自满，趾高气扬的时候，我是否给予最合适的语言，反思自己，我确信没有做到。美国的儿童绘本《大卫，不可以》中大卫的妈妈，一个普通的母亲，非常完美地诠释了这两个“最合适”，当大卫顽皮捣乱时给予最严厉地制止;当大卫伤心难过时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和爱抚。其实我们每天面对的正是像大卫一样，正在成长的孩子，蓬勃向上的生命，为着“最合适”与“不可以”，让我们从生命成长的角度，审视我们的言行，关注孩子的内心！ 　　 教书十多年来，每每面对新的学生，我总要先问问自己：我能给学生留下些什么？这些学生能给我带来怎样的美好回忆？留下什么？带来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直到王×的出现，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他是去年我们六（3）班一个学生。 　　 开学初的第一次单元检测，他只考了46分，看着口算题上密密麻麻的“×”我非常生气，因为口算题都是很简单的分数乘法，而他错了一大半，公布分数时记得当时我很冲动，顺手撕了他的试卷，还想再来一巴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但他战战兢兢的神情阻止了 　　我，让我瞬间产生一种犯罪感，对自己的行为充满歉意。我在干吗？分数真的就这样重要吗？难道除了分数，这个孩子真的没有可以肯定的品质吗？针对他的基础薄弱，作为老师的我每天除了批评，实施过其他的什么计划吗？也许此时的我正如研究生命化教育的张文质先生所说的：人在某种压力之下，是很容易扭曲的，这个扭曲别人不知道，但是自己的良心会知道。 　　 瞬间的良心拷问让我带着愧意，默默地把他的试卷粘贴好，又心平气和地帮他订正了错题。当第二天我把家长签过意见的试卷收上来看时，看到了这样一行歪歪扭扭的字：王老师，我没敢给我爸爸看，因为如果我考不及格，他会打我，我求你也不要打电话给我爸爸，我保证以后认真学习。看到这个潦草的字迹，我也并没在意，随手在试卷上回复了一句：我愿为你保守秘密。从那以后，也许是我的回复与信守承诺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数学课上他不再走神，不再捣乱，而是用心思考，积极参与，虽然成绩还不是太理想，但他对数学的热情却是真诚的，对我的信赖也是发自内心的，后来每次考试如果试卷不太难的话，70分应该没问题。第一学期的最后一次期末考试，由于试题稍复杂一些，他考的并不好，在公布分数时我刻意对他说：“王×，虽然这次你没考好，但不会影响老师对你的评价，更不会影响你对数学的热情，是吗？”我发现他边点头边悄悄地擦眼泪。最令我感动的是元旦节，他写了张明信片给我，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敬爱的王老师，是您让我爱上数学，使我学会思考，是您带领我们走向数学的道路，带领我们放眼未来。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健健康康，工作顺利。”收到了许多贺卡，唯有这张令我久久无法释怀。而今天，当我在这个暑假，在一个普通又特别的早晨，整理这篇文章时，他的祝福悉心地温暖我的心灵，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过往，并对未来有了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改变自己教学的方式，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中。 　　 对于王×在学习态度上的巨大转变我也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我只站在老师的立场，从追求分数的角度上要求他怎么怎么做，如何如何学数学，也许不会激发他学习的潜能，也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就因为我漫不经心地保密为他免遭一次皮肉之苦，他就那么的感激我，回馈我，以至于爱上了数学。所以说，从可以改变的地方开始，谁都可以做到，并且一旦有所收获，产生的幸福感足以补偿这个疯狂的教育带给我们的痛。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是亘古不变的，首先是高悬于我们头顶的日月星辰，另一个就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作为平凡的老师，我们面对生活的意外和不可预测时无能为力，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学生的爱，应该成为我们最初和最后的坚持。 　　 教了两年六年级，让我感受与体会很多，有内心挣扎带来的生命之重，也有随波逐流带来的生命之轻，在轻和重的摇摆之间，我常常对自己说：静静地看书吧！作为一名老师，我无限相信文学的力量。在我们迷茫、困顿的时候，他能指引我们的心灵。我也有许多梦想，梦想成为《放牛班的春天》那部电影里像马修一样的老师，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惜踏上孤独的旅程;梦想成为海边拾贝的孩子，在软软的沙滩上，赤着脚写着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