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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职业试习科”教育思想探析 　　摘要：职业教育如何才能既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又满足学生自我发展的需求呢？陶行知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就给出了中肯的建议：开设“职业试习科”，这是其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职业试习科”受到特定社会背景的影响，并没有在他后续的教育活动中得到广泛开展，但其在落实学生自由学习理念、推进“发展型”职业教育及促进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的作用仍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陶行知；职业试习科；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6）04-0088-05 　　陶行知生于1891年，他在少年时就许下誓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这个拥有远大抱负的少年于1914年在金陵大学完成了两年的学习生活，在毕业典礼上赢得当时江苏教育司长黄炎培的赞誉：“秀绝金陵第一声”。1917年秋，陶行知留美三年后回到祖国，在这之后便逐步开始践行他少年时的誓言。针对当时实业教育出现的种种弊端，加之当时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误解，陶行知于1918年11月3日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对职业教育中师资、学生、课程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其中对于如何培养出合格的职业院校的学生，陶行知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就给出了建议：开设“职业试习科”。 　　一、陶行知“职业试习科”建议的提出 　　“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革命也一定能解放生产力”。1911年爆发的民族民主革命不仅在政治上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要求劳动者能够适应当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对于教育而言，如何培养出适合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且关键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期，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民族实业得到振兴。通过1840―1911年和1912―1927年两个时间段资本额和工矿企业总数的对比，可以得知当时民族工商业的繁荣景象。在1840―1911年的72年间，我国工矿企业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总数约953家，创办资本总额为203 805千元，而在1912―1927年的16年间，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就已达到了1 984家，创办资本总额也已达到458 955千元。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熟练工人和技术型人才。而当时学校培养的学生却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今职业界亦感人才之难矣。求事者纷纷，合格者绝少。所谓不合格有二，国文不能应用于写信，算术不能应用于记账，则普通知识与其技能之缺乏也。”这里还可以通过一个极端的例子来窥探当时教育存在的问题。1917年胡适赴美留学回国后，遇到一位在省立法政学堂的本科生，在谈话过程中，这个学生忽然问胡适：“听说东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这话可真吗？”而当胡适谈及日本人的一些岛国生活习惯时，这位学生又突然问道：“原来日本也在海岛上吗？”①。“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②。 　　面对这种教育带来的严重危机，人们开始反思和质疑盛极一时的实业教育。随着国人对于国外教育学习的不断深入和教育界、政界同仁的大力倡导，职业教育思想很快汇成潮流。1917年，标志着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地位确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同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发表。宣言书就当时“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的现象指出：“吾侪所深知确信而敢断言者，曰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决无能解决生计问题之希望。”③宣言明确指出，生计问题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是解决生计问题最有利的方法。然而，多数人却将职业教育片面地理解为生计教育或是生活主义教育，正如陶行知所言：“自本社标解决生计问题为进行之方针，一般学者，往往以文害辞，以辞害意，误会提倡者之本旨。推其原因，多由于不明生计二字之界说所致。惟其不明乎此，故或广之而训作生活，或狭之而训作衣食；驯至彼一是非，此一是非，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不徒反对者得所藉口，即办学者亦无所适从。其隐为职业教育前途之障碍，良非浅鲜”。④陶行知明确指出人们将“生计主义”等同于职业教育的认识是对职业教育实质内涵的误解。他指出错误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出“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思想，即职业教育培养的人不仅仅是以谋生计为目的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具有“生利主义”作用的人才。针对如何培养具有“生利主义”作用的人才的问题，陶行知也在其“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思想中给出了合理建议，即：在职业院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