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初中语文教材的演变.docVIP

20世纪前期初中语文教材的演变 　　在20世纪前期（1904～ 1949年）中小学语文课程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语文教材并非仅仅是语文课程被动的载体，它在被法定的课程标准塑造的同时，也通过教材编写者的种种创造性探索，为语文课程的发展积累知识、贡献智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参与了语文课程的建构。 　　本文拟通过梳理20世纪前期初中语文教材的演变，从中透视语文课程的发展轨迹，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当前初中语文课程和教材的建设提供借鉴。 　　一、清末民初时期（1904～1921年）：旧新交织，过渡转型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中学章程》，其中设置的12门中学堂课程中与语文学科相关的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章程规定，中学五年“读经讲经”的学习内容是《春秋左传》和《周礼》，基本沿用过去的儒家经典，没有另编教材的需要，而“中国文学”含读文、作文、习字等项，此实是语文单独设科之始，专门的“中国文学”教材应运而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国学大师刘师培编《中国文学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6年印行）和吴曾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刘师培编《中国文学教科书》共10册，承接国学传统，十分重视“六书之文”的“小学”，先明“小学”大纲，接着分析字类，讨论句法、章法、篇法，及至总论古今文体，然后才编列选文。这种体例打破了传统文选式的陈规，开语文知识编入中学教材之先河。吴曾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分为5册，按文学史逆序选文，由近及远。每个朝代以名家为中心，搜罗其各种体裁代表性作品，以此让学生了解作家创作道路、文学成就与风格。此书特色鲜明，一是选材范围广泛，重视应用之文、经世之文，甚至选入当代针砭社会时弊之作，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问题，如第一册选入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序》、鲁一同的《秦论》等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二是把文学史知识纳入中学教材，每册之首，设例言一篇，总论其时文学之渊源、文章之优劣；三是体例有特色，书眉有细批，题下略述评语，概言命意所在，兼及结构之法，精要而富有启发性。[1] 　　清末的语文教材内容还是偏重儒家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编写形式还滞留在传统文选型教科书的窠臼里，但开始按照学制分册（每册供一学年或一学期使用）编写，并编入语文知识，设置简略的助学系统，初显现代教材的特征。 　　1912年（民国初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2]并将中学堂学制改为四年。随后颁布带有临时课程标准性质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国文课程做了明确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之文，兼课习字。”[3]这些涉及选文和语文知识的原则规定对语文教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时出现的中学语文教材，影响较大的当推许国英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全套4册，皆为文言文，按时代逆序选文，在选材上比较注重历史题材，并注意体现每一时代的文学现象，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其编辑大意言：“于文与文之排比次第，不仅用深浅分量为主，且暗含意义比较或事实互相之作用。”[4]前后课文或文体相同，或题材相关，且在思想内容和写作方法上有可比较学习之处。此或可视作语文教材单元编制模式之雏形。此外，还有谢无量主编《新制国文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版）。全书4册，每册分若干编，每编选文属同一体裁，共分“传志之属”“论著之属”“序录之属”“诗赋之属”等13种体裁，开创了按体裁分单元编排文章的先例。[5] 　　当时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选择偏重浅易文言文，一般采取由近溯远的逆序排列方法。课文仍以文章为中心，略加评点，着重于文学趣味的培养和训练。在选文的组织上，多以体裁为线索，分类更为集中明了，出现了“传志之属”“论著之属”“序录之属”“诗赋之属”这类一般性的体裁概念。这个时期教材的特点是分类分组的趋势更明显，语文知识（文字、文法、修辞、文学史）以简明扼要的形式编进课文中。[6] 　　清末民初的语文教材基本上还是采用文言文，但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是否进入教材成为争论的热点。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小学国文改为国语，并自秋季起教材一律改用白话文。随后中学语文教材也迅速采用白话文。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洪北平、何仲英编《中等学校白话文范》，全书4册，所选文章大多数是当时报刊发表的文章，也选了一些古代白话小说、诗歌、语录等，并试行新式标点，这成为我国最早的一套专选语体文的中学语文教材。[7] 　　清末民初，是我国从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在语文教材的建设上也是如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