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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650岁的敦煌石窟上色 　　2016年夏，我25岁，敦煌石窟1650岁。我这样一个工作经验只有3年，90后的“小朋友”，却玩了一把“大票”――历时 203天，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老师一起开发一套书，“为1650岁的敦煌石窟上色”。没错儿，就是穿越1650年，做一回敦煌画工，为那些“买门票也看不到”的国宝特窟图、以及藏经洞的国宝经卷上色。结果，这票玩儿大发了。 责编只有25岁？咱们要不换个人？ 2015年10月19日，北京，阴， 21℃，黄历不宜嫁娶。一个不像是会发生大事的日子。 一切从一个陌生人的微博私信开始。对方找到我的联系方式。连声招呼和自我介绍都没有，上来就硬生生敲下一串字――“你是做过《XXX》的袁小茶吧？赶紧出来约我喝茶。我要找你做书。”多年的教养让我忍住没有爆发。心想，您谁啊？就算是奥巴马找陌生人喝茶也得有个自我介绍啊。憋出几个字：“请问您是？” 对方这才发现自己说话着急了，说：“我叫陈勇。这套书的作者是敦煌研究院。” 我就这么被霸道策划人“翻了牌子”，认识了敦煌研究院。但我并不知道，这个过程会历经 203天，几次几近崩溃的卡壳、试验、争吵和磨难，才真正实现了“为敦煌石窟上色”。 我是个小编辑，一个小出版社不能再小的小编辑。刚满25岁，工作经验满打满算有3年。一个小编辑，要打动一个大敦煌――一个距今1650年历史，岿然不动的大敦煌。“翻牌子”只是一个意向而已。一场聊得很high很有情怀的合作意向就像是谈恋爱，落实到“合同”就成了计较柴米油盐的过日子――一共 54天，版税率，合作细节，还有最重要的，出版社的策划案？Proposal？你打算怎么做敦煌？ 光靠版税敲下合同是不行的，再说传统国营出版社，版税率也就是那么几个点的固定浮动。那段时间天天缠着我的直属领导洪水求教这事怎么做啊怎么做，最后接连熬了几个晚上，做了一份整整32页的 proposal 给陈勇――一个 25岁的小编辑，对“敦煌”的理解；对想给年轻人做一本“为敦煌石窟上色”的理解。陈勇是做科技公司出身，他看完那些reader analysis；design plan；marketing plan之后 ，没说什么，只是回信：go ahead。 合同谈妥了，于是我们就大冬天冒着零下15℃飞到了敦煌。结果研究院的老师一见我那张90后能捏出水来的嫩脸，私底下悄悄对陈勇说――“你确定这个 25岁的小姑娘是责任编辑？这可是关于敦煌国宝的大事儿啊，咱要不换个人？” 零下15℃下洞窟 2015年12月15日，敦煌零下15度。我和领导洪大水，设计师潘老师，策划人陈勇一起飞到敦煌，终于和敦煌研究院见面。下洞窟了解情况，开会、再开会、然后谈书的设计方案。但我还是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 不就是一本“给敦煌石窟上色”的书吗？敦煌壁画是老祖宗画的，壁画的高清图是研究院拍的，线描稿也是研究院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电脑从壁画上提取的；甚至藏经洞大唐《金刚经》的残卷双钩填色，那也是研究院和设计师的事儿。不是大家一碰头就行了吗？ 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做事很细心，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文物，版权是属于国家的。又说，“你们还是不够了解敦煌。要做敦煌，就一定要了解它。先下洞窟调研吧。” 洞窟里的温度，比外边的平均气温低多了。我从北京穿来的厚羽绒服，到洞窟里就变成了纸片儿一样没有存在感。羽绒服再套一身军大衣。 开会，再开会……我觉得那几天就一直在开会，晚上到了宾馆后还开会。责任感是个特别可怕的东西。按照敦煌丁老师的说法，如果这是我自己画的作品，你想怎么做都行。但这些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如果我们做不好，有太多人会在注目着敦煌――这就像当年看过故宫研究院做“故宫淘宝”的采访，研究员和制作团队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一点都不能出错”。故宫每年有全世界多少人在注目着？你做好了可能无功，但有任何纰漏都是大错。敦煌亦如是。 藏经洞大唐国宝《金刚经》的设计磨难 真正开始做书了。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想把藏经洞唐代的《金刚经》，原物翻拍，然后再用电脑提线描，最后做成一个长卷，就像小时候书法课的双钩填色一样――你可以用彩铅笔、钢笔、毛笔等等，为大唐《金刚经》上色。 我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一个提线描的跨页成了复杂的拉锯战。最开始我们看上了藏经洞咸通九年的那一版雕版印刷品《金刚经》。那是世界现存最早标有年代的活字印刷品。结果，研究院的老师们大哭脸――这个现在在英国国家博物馆收着，我们能借展，但是版权是人家英国国家博物馆的。 自己老祖宗的东西，版权是英国的，哎……虽说是世界文化遗产，还总是有点悲凉和失望。换图吧。中国能有版权的，是下面这幅藏经洞大唐景龙二年的《金刚经》墨迹残卷。学文物的都知道，“纸千年，卷八百”，一张纸的寿命，从大唐景龙二年到现在，一共1308年，再加上藏经洞的文物浩劫，现在只剩下了残卷。 下面这张图，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