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意图和读者意义在文本解读中的复杂处理.docVIP

作者意图和读者意义在文本解读中的复杂处理 　　当前，语文教学中对由文本解读而产生的作者意图、读者意义等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困惑。有的老师认为文本解读不需要知人论世、深挖作者；有的老师认为文本解读离不开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的参照；有的老师对解读中出现的多重读者意义不知如何评价和处理：哪些“哈姆雷特”是正确的？哪些“哈姆雷特”是偏颇的？判断正确和偏颇的标准是什么？哪个“哈姆雷特”是“最哈姆雷特”？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等等。下面结合实践谈一谈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理解和处理方法。 　　一、对作者意图的处理方法――既是文本解读的标准，又不是文本解读的标准 　　（一）作者意图不是文本解读的标准 　　这与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正确无疑的观点无疑相违背。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挖掘文本的作者意图一直是文本解读中的重要工作。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作者意图并不能作为解读文本的标准。 　　比如，郭沫若的爱情悲剧《孔雀胆》，作者起初认为该剧的主题是“善与恶、公与私、合与分的斗争”，这也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写作意图。但是《孔雀胆》演出后，剧评家徐飞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该剧要表现的是“造成这个历史悲剧之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郭沫若读到徐飞的剧评后，非常赞同，认为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替他“点醒了主题”，并据此对剧本进行了修改①。显然，连作者本人都承认剧本意义和作者意图存在着偏差。 　　有时，评论者分析的结果甚至远远超出了作者的原意，让作者吃惊和自愧不如。曹禺创作《雷雨》后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说：“这一年来评论《雷雨》的文章确实吓住了我，它们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识，令我深切地感触自己的低能。我突地发现它们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比我要明切得多，他们能一针一线地寻出个理由，指出究竟，而我只能普遍地觉得不满、不成熟。”“我很钦佩，有许多人肯费了时间和精力，使用了说不尽的语言来替我剧本下注脚；在国内这次公演之后，更时常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部分是承袭了易卜生的灵感。认真讲，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们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② 　　著名作家毕飞宇对此看得则比较透彻一下。他说，有一个读者向他打来电话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把别人的小说分析得那么仔细，虽然听上去蛮有道理，但是，你怎么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你确定作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么？”毕飞宇回答：我不确定。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关心作者，我只是阅读文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毕飞宇又补充说：“――我也是写小说的，每年都有许多论文在研究我的作品，如果那些论文只是证明‘毕飞宇这么写是因为毕飞宇确实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文学研究这件事就该移交到刑警大队，警察可以通过审讯作者来替代文学批评。但常识是，没有一个警察会这么干；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文学审讯的记录上签字。” 　　毕飞宇的说法非常形象，读者没有必要一读作品就考虑作者是怎么想的；有时候即使明知道作者是怎样想的，分析作品也可以不以此为据。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被证明了很多年。 　　英美“新批评派”早就指出：文本是独立于读者与作者而存在的，它已经包含了自身的全部意义，自成一个世界。“新批评派”中的两位理论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1946年就发表了著名的《意图谬见》一文，他们认为：“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计划。意图同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他的看法、他动笔的始因有着显著的关联”，但是“就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来说，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的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③ 　　更激进的作者意图否定者是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特。1968年，罗兰?巴特在《占卜术》杂志上发表《作者之死》，指出：“作者一经远离，试图‘破译’一个文本也就完全无用了。赋予文本一位作者，便是强加给文本一种卡槽。”“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这里巴特并不是说文本来了一个新的主宰，而是说文本阅读没有主宰，自由阅读的空间出现了）。”当然，“新批评派”和罗兰?巴特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些偏激，也曾遭到广泛的批评。 　　不仅国外的理论早就否定了作者意图，国内的学者也早就发现了作家因素在文本解读中的困难。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特定时间、环境因为某种认识的触发而产生的特殊性的情感表达，它不一定就与作者当时一段时间内的生活背景、生活态度、思想境界完全吻合。孙绍振先生就说过：“文本个案只是作家的这一次、一刻、一刹那体验与表达。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的自我并不是封闭、静态的，而是以变奏的形式随时间、地点、文体、流派、风格等处于动态中。作品的自我，并不等于生活中的自我，而是深化了、艺术化了的自我。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