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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及《闲情偶寄》研究综述 　　摘 要：李渔的《闲情偶寄》自问世以来便备受关注。其中《词曲部》《演习部》及《声容部》的某些章节谈及戏曲理论，精细独到，见解深刻，具有深远影响。本文主要介绍李渔的生平事迹、《闲情偶寄》的版本情况及其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闲情偶寄》的曲论部分出发，结合其产生的时代环境和作者特殊的生活经历，为挖掘李渔在戏曲理论方面的独到贡献奠定基础。 　　关键词：李渔 《闲情偶寄》 曲论 　　李渔（1611―1680），字笠鸿，号笠翁。初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作品中使用的别号，有伊园主人、湖上笠翁、随庵主人、笠道人、觉道人、觉世稗官。宗谱尊称“佳九公”。文坛亦有称“李十郎”者。（单锦珩《李渔年谱》） 　　李渔祖籍浙江兰溪，渔之父辈均系平民，仅伯父如椿为“冠带医生”，渔自谓“襁褓识字”，“乳发未燥”即随伯父登“大人之门”（伯父在江苏如皋行医）。良好的家庭环境使青少年时期的李渔能不为生计担忧，安心地学习“诗书六艺”，自称“年及髫龄”即能作诗。大约在崇祯八年（1635）前后李渔赴金华府应童子试。浙江提学副使许豸对之颇为赏识，“独以五经见拔”，并四处为之扬誉：“取试卷灾梨，另为一帙，每按一部，辄以示人曰‘吾于婺州得一五经童子，讵非仅事！’……”（《笠翁文集》卷二《春及堂诗跋》）童子试的成功初步展露了李渔的才华，也大大增进了其入仕之心，自此至明亡期间李渔在金华府庠专攻举业。崇祯十二年（1639）夏，赴省城杭州应乡试，落榜。崇祯十五年（1642），李渔再应乡试，中途闻警折返。满腹诗书的李渔终因身逢乱世而与科举无缘。 　　作为平民的李渔，自幼便有和市民接触的机会，这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也有影响。李渔大约自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起，回乡避乱于山中，随着其父的病故，他的生活日渐困顿，逐渐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在出售伊山别业后，约顺治七年（1650）举家迁徙杭州，为生计而漂泊。“李渔在进入杭州之际，实则已经开始逸出传统文人生活方式的常轨。作为家无恒产的一般文士，李渔赖以谋生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笔耕卖文，二是打抽丰。”[1]其戏曲小说多作于此时，在文坛上声名鹊起。 　　李渔约于康熙元年又迁居江宁，此间“李渔几乎是全力从事出版经营，出版了各类应世杂著，而其文化身份亦由通俗作家变为选家和出版家。”[2]康熙七年（1668）以后的数年内，李渔又携由家姬组成的戏班献艺四方，在社会上产生了颇大的影响，他也因此获得了“戏班班主”的身份。康熙十六年（1677），李渔再次举家迁回杭州，“买山而隐”，三年后因病去世，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反响。 　　特殊的时代背景（明清易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壮大）和特殊的生活经历造就了李渔异于传统士人的文化人格：他既有旷士、幽人的逸趣，骚人墨客的才气，又有精明商贾的计利而求。这种特异的思想人格直接影响到其创作心态及作品特质。作为风雅之士的李渔具有文人特有的主体意识和雅俗观念，强调“字字俱费推敲”（《闲情偶寄?词别繁减》），追求“文人之笔”（《闲情偶寄?忌俗恶》），力求“寓雅于俗”，体现其自适其适的人生追求；兼为精明商贾和山人清客的李渔为了谋生及营利，不得不接近市井，向民间靠拢，争取“使观者各畅怀来”（《闲情偶寄?减头绪》），体现了“娱人”的审美取向。多重身份反映在戏曲理论上呈现出多质并包的色彩。李渔在满足文人士大夫传统的审美需要的同时，还关注了观众的欣赏口味，考虑戏曲艺术的舞台直观性特点。 　　李渔学养深厚，涉猎广泛，对戏曲、小说、诗文、随笔等均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堪称清初文坛上才华横溢的名士。然而最令李渔满意的要首推《闲情偶寄》，他讲到：“弟以前拙刻，车载斗量，近以购纸无钱，每束高阁而未印。独《闲情偶寄》一书，其新人耳目，较他刻为尤甚。”（《笠翁一家言文集?与刘使君》） 　　《闲情偶寄》不仅令作者自身满意，而且被后世所推重，据掌握的资料来看，《闲情偶寄》自刊刻以来海内外至少有50多个版本，重要的有：《闲情偶寄》十六卷（清康熙十年翼圣堂刻本）、《笠翁偶集》六卷（清雍正八年芥子园刻本）、《李笠翁曲话》（曹聚仁校订，上海梁溪图书馆排印，1925年发行）、《闲情偶寄》（贝页山房排印，1936年发行）、《李笠翁曲话》（陈多注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笠翁曲话注释》（徐寿凯注，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渔全集?闲情偶寄》（单锦珩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闲情偶寄》（江巨荣、卢寿荣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闲情偶寄图说》（王连海注释，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等。 　　《闲情偶寄》屡次再版，必有其过人之处。江巨荣、卢寿荣指出：“《闲情偶寄》共分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八部，论及戏曲理论，妆饰打扮、园林建筑、器玩古董、饮食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