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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对乐府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乐府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珠，曾在诗歌史上大放异彩，而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同时又是新体乐府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乐府诗歌，并完成了乐府诗从汉魏古体到唐体的根本性转变。本文主要探讨李白在乐府诗史源流演变中所起的继承和发展作用，以及李白的乐府诗为何能够成为乐府诗史上的最高峰的问题。 　　 一、李白乐府诗创作的时代背景、艺术特点、风格转变及取得的成就 　　 文学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新的历史条件，李白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繁荣昌盛的盛唐时期，政治开明，思想比较开放，社会秩序稳定，人口增加，经济繁荣，各族间联系密切，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生活于这样环境和条件中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积极进取、追求功名、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因此，对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大胆的批判精神和昂扬进取劲头就成了盛唐诗歌的重要特征，亦有人称之为“盛唐气象”。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巩固与经济的日趋繁荣，生活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的生机也被这种新的生活之风所触动。百花齐放的盛唐，同时也是文化领域各种文学艺术样式，特别是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体制发生变化的时代。文学艺术不仅继承了前人所有的成就，而且超越前人的境界，更上一层楼，乐府也处于这一发展变化之中。 　　 当我们阅读了《诗经》《离骚》、汉魏乐府、六朝民歌，又读了杜甫、元结以及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前后比较，发现李白正处于这一变化的激流之中。他继承了前代人的一切优良传统，而又为后来新乐府的创作作了充分的准备。李白的乐府已不同于旧的乐府了。 　　 李白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居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的诗作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优美的典型形象，长久地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杜甫曾称赞李白诗作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诗的成就所以这般高，是同他向民歌学习，特别是创造性地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分不开的。 　　 郁贤皓在《李白选集序》中说道：“李白诗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他的乐府诗，其现存乐府诗一百四十九首。他沿用乐府旧题，在传统规定内加以变化。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扩大题材，改换主题，恰恰相反，他是在继承前人创作总体性格的基础上，沿着原来的主题、形象、气氛、韵律向前发展，即在同一方向上把这题目写深、写透、写彻底，发挥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境地，从而使后来的人难以为继。” 　　 二、李白――新乐府的开创者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概括的说，唐代以前的乐府诗就是旧乐府诗，唐以后诗人自立新题写的乐府诗就是新乐府诗。 　　 新题乐府的开创者是杜甫还是李白，一直是文艺界争论的话题之一，在我看来新题乐府的开创者实为李白。首先，杜甫确实是创作新题乐府诗的先驱之一，其最早的新题乐府《兵车行》写于天宝十载，安史之乱中还写有《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等，均收入《乐府诗集》。但有名的“三吏”、“三别”却未收入，令人费解。即便加上“三吏”、“三别”，也不过十余首。比起李白来，不仅创作时间上迟了一步，而且作品数量上也少得多。李白最早的新题乐府诗《峨眉山月歌》作于开元十二年，因它的平仄不符合七绝的要求，所以李白才将此诗诗题名为“歌”，显然他是作乐府新题处理的。第二年即作《荆州歌》《横江词》（六首）《东山吟》《白毫子歌》，开元二十二年作《襄阳歌》《元丹丘歌》《江夏行》《江上吟》等，此后，新题乐府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势头之盛，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五十三首新题乐府诗有力地说明李白是唐代新题乐府诗的开创者。而杜甫的新题乐府诗是在李白的影响下才出现的，开创之功不在杜甫。 　　 三、李白创作乐府的动因 　　 格律诗早在初唐时期就已成熟，在盛唐时期更因为行卷和女乐传唱等因素蔚为大观，而身当其时的李白为什么偏爱创作乐府诗歌，并作了如此之多，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其一，源于李白的“大雅观”和诗歌复古思想，因其诗歌复古倾向，使他偏重于创制乐府诗歌。其二，与其多才多艺、唱制娴熟有直接的关系，多才多艺给了他的创制乐府诗歌以极大的便利，于是乐此不疲。其三，李白创作乐府诗歌的动因，不能排除其借女乐自娱和扬名的因素，在李白这类乐府诗歌里塑造了一系列追求爱情、敢爱敢恨、或受礼教摧残的女性形象。 　　 除以上三个方面因素外，当然也不能排除乐府诗歌本身的形式优长对诗人的吸引力。乐府杂言歌词在章法、句式上参差错落，不拘一格，其形式既扬《诗》《骚》之长，又弃其弊。 　　 四、李白对乐府诗歌的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