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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过年一年一度，新年。进了腊月，用了一年的阳历，逐渐转换为陌生的农历，此时你才发觉，平时的一切奋斗、尔虞我诈都成浮云，春节是一个分界点，它让你的一切人生归零。――只剩下一个目的，回乡。年是中国人的图腾，也是一种泛宗教。年是对自己的总结，对家族的回归，对逝去的和即将来临的时光的祭奠。告别冬天的典礼如此决绝，迎接春天的仪式如此隆重，一个人在一年的大部分时候失去了自己，需要到故乡去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回到故乡却看到，那个真实的自己从来就不存在。（本专题18-21页）□本刊记者 吴永强每个村庄都是这个国度的首都有一百种理由离家，却只有一个理由回家。一个理由足矣。这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通往故乡的道路曲折，却阻挡不住那些朝圣的脚步。开完年会，醉醺醺走在清冷的街头，脑子却是清醒的，轻松的，带着丁点儿激动，因为第二天就要踏上返乡之旅，心早已飞回那个群山中的村庄。有一年回乡，正在大巴车里昏昏欲睡，车上的电视里播放的是一部韩剧的主题曲，循环播放，有点儿恶心，以至于多年后每听到这首歌脑海里就浮现出一辆通往故乡的大巴车。突然，音乐切换成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那些激动的同乡，竟不自觉集体唱了起来，一群民工、公司职员、父亲、女儿，只以同一个身份歌唱。我在浑身的鸡皮疙瘩暴突之后，忍不住也张了张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不管它是被铲车夷平，还是被权贵践踏，故乡本身不会变。一个乞丐回到故乡，和一个高官回到故乡，对他们个人而言意义都是一样的，同样是给先辈上坟，不会因祭品的多寡而增减儿孙的孝心。过年回家是一种仪式，和平时的回家不同，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是演员，剧本早就设计好了，聚会、磕头成为舞台上主要的剧目。你会听到很多关于故乡的故事，这一年的不在场，会在几天内补课完成；你还会听到更多北京、上海以致天南海北的故事，那些和你一样匆匆赶回的人们，分别代表了一个城市，不管他在那个城市是打工者还是乞讨者，此时他都是那个城市的“市长”，发号施令，挥斥方遒。一个村庄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市长”们，此时，村庄就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当你的伙伴向你炫耀他是如何偷盗，干了多少不伦的勾当，你的反应往往不是嗤之以鼻，而是对他的“牛逼”报以崇拜的目光。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他是你的伙伴，更因为过年，一切以年为背景的勾当，都失去了追究的意义。年，好像中世纪巴黎圣母院的一个时间线，恶徒可以以“圣殿避难”的方式，在这几天里规避道德审判。过年是一种仪式，在这几天里，看得见的人回来了，看不见的人也回来了。和清明的祭祖不同，祖先们被请回家，住进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请家堂、守家堂、送家堂，三个仪式，就是大年三天的整个过程。年集上的相亲、寻仇和脱衣舞过去的年集，深植在我的记忆里。按农历，县城逢三、八大集，进入腊月的大集都算年集，不过要数腊月二十三、二十八两个集最为隆重。少时读路遥《人生》，高家林去县城赶集，“吃过早饭不久，在大马河川道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上，已经开始出现了熙熙攘攘去赶集的庄稼人……脸洗得干干净净，头梳得光光溜溜，兴高采烈地去县城露面：去逛商店，去看戏，去买时兴货，去交朋友，去和对象见面……更多的庄稼人大都是肩挑手提：担柴的，挑菜的，吆猪的，牵羊的，提蛋的，抱鸡的，拉驴的，推车的；秤匠、鞋匠、铁匠、木匠、石匠、蔑匠、毡匠、箍锅匠、泥瓦匠、游医、巫婆、赌棍、小偷、吹鼓手、牲口贩子……都纷纷向县城涌去了……”我对路遥的文字深有感触。我家南面是一片麦地，麦地中央有一条土路，是西面十几个村子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吃过早饭，站在大门口南望，熙攘的人群把土路遮蔽了，就像路遥的文字，人群中几乎没有空手的，大都是推着独轮车，车上装满蔬菜、干果、手扎的扫帚之类，也有赶着牛羊猪的，抱着一只公鸡的，提一蓝子鸡蛋的……七八十岁的山村老太太，一年到头最盼望的就是赶一次县城的年集。不赶年集不算过年，两个最重要的年集，我和弟弟只能分别参加一个，另一个在家里做看守，守着父亲的“产业”――蔬菜大棚。集场子在县城南关，汶河北的一片空地，那里有父亲的菜摊，我们去赶集，首先要到他的摊位上报到，然后才进入轰轰烈烈的人群。我们到牲畜市场，母亲卖鸡蛋或一只公鸡。玩具、春联、肉蛋、杂货，还有马戏团的表演，集场子里塞满了人。过年的习俗，每家每户要插一竿竹子，竹子四五米长，要带枝叶。看到竹子，我老想起圣诞树。大集上满是扛着竹子的行人，经常有竹子和人搅在一起。年集的重要作用不在于卖了什么，买了什么，人群暗流之下，男女约定马老四杀猪摊和刘老大煎饼摊之间的空场相见，仇家约定下岗一条街西头汶河桥上决斗……还有马戏团，真正的马戏我不喜欢，没意思，有意思的是脱衣舞。我没看过脱衣舞，但被这三个字诱惑了很多年，母亲们唯恐我们接近这个被层层帷幔遮挡起来的场子，不让我们接近，其实即使接近我也没钱进去。有一个伙伴被他父亲带进去过，出来跟我说那个女人脱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