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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深处的印记刚刚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老农民》，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和强烈共鸣，也引发了我对那个特殊年代普通农民生活的深切怀念，以及父老乡亲纯真情感的无限眷恋。父亲干过小队队长在我们那个人口不多的小村里，父亲算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人物”了。他在大队干过民兵连长、治保主任，还干过西小队的队长呢。这个队长就是电视剧《老农民》里那个招呼着一个队里男女老少，到地里干农活的“牛大胆”角色。1961年，父亲在东北生活3个年头后，结束了他“工人老大哥”的生涯，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山东夏津县韩庄村，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过上了安生日子。那年，在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历了土地改革，进入了互助合作的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的人民公社。我们村就是人民公社所辖的一个生产大队，而父母亲所在的西队就是一个小队了。那个时候的西队也就是二三十户人家，百十口人，同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小队没有队部，开会一般都是在队长或者是小队会计家，就看谁家的住房比较宽敞了。全小队大家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粮，拿同等分值的工分，看上去像一大家子，没有太悬殊的差别。差别主要差在有的家劳（动）力多，工分挣得多，有的家孩子多，口粮不够。但秋后分配粮食的时候，都是按“人七劳三”的比例原则实施。也就是说谁家人口多，分的粮食相对就多，人口少的人家，就是多挣了工分，也仅仅是在那“劳三”里沾点小光。理由嘛，也很简单，人多吃得多，总不能叫人家饿肚子吧？要不，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啊？一句话，反正最终是大家伙一块儿穷，穷大家。父亲1962年当上大队民兵连长后，有一段时间兼任西队的队长。父亲的职责是领着社员到地里干活。那时候我还小，但清楚地记得，父亲每天都起得很早，站在村大街西半部靠中间位置的地方，高嗓门地喊着：“起来了，下地干活了。”然后再根据地里的情况告诉人们今天干什么活，应该带着什么样的生产工具。这个时候，听到喊声的社员都会陆续来到大街上集合，等人到的差不多了，就一块儿有说有笑地到地里去干活。早晨一般都是男劳力，整天整晌的时候，男女劳力一块儿下地。一般情况下，重一点的体力活都包给了男劳力，轻一点的也就自然落到了女劳力的身上。有时候女同志要比男同志收工早一点，因为她们还另有任务――回家做饭，这就是实事求是。生产队的章程还是老章程，一块儿出工一块儿收工。在生产队里干活比较快乐，有说有笑。快乐就快乐在心里没负担，干好干赖挣了工分就行，庄稼长得好不好，收割的时候是否多打粮，跟自己无关。因此，收拾自留地跟绣花一般，但在生产队时男女老少又是起五更又是挑灯夜干，累个贼死，那点活却总也干不完。进入冬天以后，村里18―45岁的青壮年最打怵的就是“上河”了。父亲曾回忆说，他第一次挖河是1958年的秋后，刚刚入大社，韩庄和孔庄是一个大社。他那年挖的是西边的运河，是孔庄的孔凡厚带队的。那一次干了80多天，接着又上了珠泉屯。干活的时候天很冷，越冷越干，有的人都把腿冻坏了。大伙儿都推着小独轮车，把两边的筐里都培上尖尖的土，往河堤上推，那个时候都是人工挖。每年一到砍棉花柴的时候就开始干。在河堤上一天供应二斤四两玉米面，根本吃不饱。上级有检查的，还经常进行评比，干得快的就插上红旗，落后的就给插上白旗，大伙都比着干，就怕落在人家后头。父亲是队长，自然就成了挖河民工的“工头”。父亲说：“咱这村小，年轻的少，所以完成任务很困难。再说，时间长了，这事那事的，处理起来挺费心的。”过年的时候，我曾邀请村里比较熟悉父亲的几个兄弟爷们，在一块儿座谈了解父亲的情况。韩美远回忆说：“那个时候挖河，我经常跟柱叔在一块儿。柱叔这个人协调能力特别强，与上头领工、监工的关系挺好，还有我们住在人家那里的房东关系处理得也不错。”父亲这个“工头”干得时间还挺长，大约有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父亲超过了挖河规定的年龄后，这个“工头”才算是熬到了头。退居二线后小队长也就不干了，但还担任着大队民兵连长，又干了三五年时间就主动提出来把这一“差使”交给年轻人，自己当起了“顾问”。曾经的“投机倒把”当看到《老农民》剧中“牛大胆”办庙会、卖烟叶受到“革委会”领导批评的情节时，便又想起我父亲曾经“投机倒把”的事。父亲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打小经历了战争乱世和灾害荒年。他们那一代人有了太多的磨难，心灵上有太多的痛楚。人民公社的特定时期，社员们只能老实巴交地整天干着生产队里的活，地里收多少，家里分多少，嘴里吃多少，谁要是敢“开小差”干点其它的事，那就是“投机倒把”，这可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一旦被抓了现行，脖子上定会被挂上“投机倒把”的牌子，当成“反面典型”游街示众。所以，尽管肚子经常饿得“咕噜……咕噜”叫，而一般人也是不敢轻易“炸毛”的。人要是被“逼”到一定份上，就会做出“冒险”的事来。父亲是个自尊心强、特要面子的人。所以，我一直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