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有效治理取决于学者共同体机制的确立.docVIP

大学的有效治理取决于学者共同体机制的确立摘 要：本文回顾了从管理体制改革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过程，认为当前改革的重点是完善治理结构，而教授共同体建设是其突破点。从大学的起源出发，强调大学应以教授主导的学者共同体为重要特征。并进行了学者共同体治理模式设计，提出了大学是由学院组成的共同体、学院是由教授组成的共同体、校学术委员对联邦制的学院决策予以制衡等具体的改革思路。关键词：大学；制度；教授；共同体当去行政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等概念提出后，学界反应强烈，说明它切中时弊。但是，再往下却争议纷起、莫衷一是，感觉该议题不了了之了。近年来，中央政府陆续确立了加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的治理理念，高等教育领域也在政府简政放权、大学章程制定、完善治理结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笔者认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正在成为改革亟待突破的关键。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就不断地进行着宏观管理体制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并形成了“宏观简政放权、微观激励搞活”的改革思路，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权力“一放就乱、一乱就收” 反复困扰着我们，说明改革理念并没有切实转化成制度安排。下放权力是计划经济的改革思路，权力归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思路，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规范各方的权力边界。所以，伴随着国家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对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提法也从体制改革慢慢地转变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二者是一脉相承的。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是指向建成现代大学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认为[1]：“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可见制度虽有激励作用，但更是一种约束。计划经济时代的约束力太强，所以要激励；而市场经济解放了旧的束缚，就需要建立起新的约束。因此，我们的改革内容要变：过去的管理体制改革重在放权、激发下属的办学活力，而目前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该是重在规范、调整权力结构。进一步说，起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的是权力集中问题，因此放权、激励是主旋律，政府完全主导；而起源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重在治理结构的规范，激励与约束并重，该谁的权就是谁的权，即把权力放进笼子里，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转向学校自我建设的过程。大学是以教授为主导的学者共同体目前，国际高等教育学界基本认同现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例如：当代美国著名比较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就曾经说过[2]：“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大学模式，源于巴黎大学模式”。中世纪欧洲大学是以行会模式治理的，其实行会也是当时社会的治理模式，大学只是遵从了社会。这说明大学在产生之初是行会式的教授共同体，这就是“教授治校”的本来面目。共同体就是利益、责任共担的机制，大家地位平等、共同说了算，争议通过协商、表决机制解决。慢慢地，大学规模大了、职能多了，教授数量也多了，学科也分化了，出现了专职的校长和行政人员，政府、市场也开始介入，教授治校似乎已不可行。因此，我们现在的提法是教授治学。其实，用教授治学来代替教授治校，争议是很大的。例如：正方认为，正如战争太重要了不能让将军说了算一样，高等教育已是国家战略，怎能让教授说了算？大学规模那么大，教授相互间不认识，怎么来治校？现代大学要实行战略管理，教授只懂自己的业务而对战略问题不懂。反方则认为，教授治校是大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教授治学不能替代教授治校；教授治学是天经地义之事，本不用说。若说教授治校不可行，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大学，在产生之初具有这么一个特征，现在如果让这个特征没了，那么现在这个机构还是不是“大学”？也就是出现了现代大学的合法性问题，是高等教育机构还是大学？大学是舶来之物，那让我们继续观察一下国外。尽管社会对大学的影响因素在不断增多，但那些身处高等教育强国的大学还是力求维护与外界的边界，及内部学术与行政的边界。例如：英国大学设置学术评议会，是大学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享有制定大学学术政策的全部权力，是唯一和各个学部、系直接打交道的机构；德国大学的评议会是主要决策机构，对学术事务以及重大的行政事务拥有审议决策权，也负责选举校长和批准学校章程；法国大学设有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习与大学生活委员会等内部管理机构，各司其职。所以，所谓学术权力，其实就是学者共同体特征如何体现。我们需要思考学者共同体的实现方式，具体而言就是加强教授共同体模式的构建。教授共同体治理模式架构毋庸置疑，教授治学是实现教授共同体模式的一种路径选择，它选择的是窄化共同体的范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选择，如降低层次到院系一级？答案无疑是肯定的。笔者提出的设计方案是：大学是以学院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