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与《汉书》对董仲舒叙述的不同.docVIP

论《史记》与《汉书》对董仲舒叙述的不同内容摘要：董仲舒在《史记》与《汉书》中都有传，但有很大的不同。《史记》是合传，《汉书》为其单独列传;司马迁对董仲舒并没多少的正面评价，而班固却称其为“王佐之才”;司马迁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班固为董仲舒增加了许多生平。究其原因，司马迁和班固的家庭及时代的背景等都不同。关键词：董仲舒 《史记》 《汉书》 不同《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董仲舒传》都对西汉的儒家大师董仲舒进行了叙述，但是司马迁是将董仲舒与公孙弘等儒生合载于《儒林列传》中，而班固却为其单独立了《董仲舒传》，可见董仲舒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据此，我便仔细分析了《儒林列传》、《董仲舒传》中董仲舒的不同之处。首先，作者对董仲舒的态度不同。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对董仲舒并没有过多的正面评论或赞扬;而班固既以实例证明董仲舒的学养和学术成就，又称赞其能力。作者这样写道：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班固引用刘向的言论显然同意其说，将董仲舒列于伊尹与吕望、管仲与晏婴这些公认的贤相之上，其溢美过度是很明显的，他还认为董仲舒是群儒之首，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这位先儒的钦许。对董仲舒形象的人物塑造进行比较，也不难看出班固对董仲舒更多的是敬仰之情，在“灾异之变”事件中一比较就可看出。《史记》这样写道：“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汉书》中则这样写道：“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虽然司马迁也写出了董仲舒后来不言灾异与主父偃有关，但是“有刺讥”一语似在表述咎由自取，用一个“竟”字表达出董仲舒的胆小与怯弱;而班固先写主父偃“候”、“私见”表现了主父偃的处心积虑，再用“窃”字不仅表现了主父偃行为的卑劣，让读者看到完全是主父偃蓄意的谋害。两者态度相差很大。其次，内容详尽不同。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仅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物形象。《儒林列传》曰：“故汉兴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这里司马迁也只是肯定了董仲舒“明于春秋”、传公羊义、颇有著述，但并没有详细介绍。相比之下，班固在《董仲舒传》中不仅加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内容，还在传文结束时缕叙了他的生平著述。“天人三策”是董仲舒为了回答汉武帝“关于国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而上的三篇策论作答。第一策中主要讲“天命”和“性情”问题;第二策主要是调和孔老，而归宗于儒本;第三策董仲舒主要进一步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和“治乱之端”进行说明。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传》中认为董仲舒提出了后来令人们津津乐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而在《儒林列传》中却没有提到这一说法。参考孙景坛先生在《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他认为董仲舒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且孙先生认为关于董仲舒的内容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除内容抄袭司马迁之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汉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这确实值得我们去探究和考证。通过《儒林列传》与《董仲舒传》相比较，我们觉得司马迁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更加可信。理由如下：①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而且当时董仲舒名声显赫，如果确有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天人三策”一事，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更不可能遗漏或有意删掉。司马迁42岁著述《史记》，为人严谨，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情是绝对不会疏漏的。②董仲舒在汉武帝七年的五经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若再加上他提出了“天人三策”的理论，并被武帝采纳，那又为何被下放到江都为相而远离京师呢？③司马迁与汉武帝关系密切，曾以皇帝特使的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多次侍从汉武帝出游，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也应该记下来，这毕竟该是整个朝廷都知道的事情，即使是武帝私下和仲舒交谈的话，他都可能亲耳听到，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不知而东汉的班固反而知道得那么清楚？毕竟班固与汉武帝、董仲舒在时间上相距一百多年。此外，“儒”的定义不同。《史记?儒林列传》曰：“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由此不难看出，司马迁所说的“儒”不是严格意义的儒，这些名单中的名士都是专治《五经》的人，即司马迁所谓儒就是儒家《五经》的经师。而班固在《董仲舒列传》中则称董仲舒为“大儒”，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