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罗《名字》中的语言崇拜与身份认同.docVIP

德里罗《名字》中的语言崇拜与身份认同内容摘要：德里罗的小说《名字》探讨了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在语言符号模拟的超现实中变得模糊，人们试图从仿真的世界里确认符号的踪迹，从而寻求重塑自我的路径。《名字》所体现的语言崇拜不仅为邪教组织所独有，它同样根植于所有的权力关系中，根植在主体追寻本质、建立秩序的本能之中。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后现代语言观，德里罗认为语言的神秘性本身蕴含着某种神圣的东西，而主体的身份认同之途就是语言的重建。关键词：《名字》 语言 语言崇拜 身份认同《名字》（The Names，1982）是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最重要的五部小说之首”（Giaimo 67），因其“扩张主义的主题，有组织犯罪渗透的主题……殖民主义主题，剥削的主题，最大限度地利用的主题”（德里罗 300）而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同时，小说通过“恐怖主义叙事策略”（方成 86）探讨“名字与命名的虚构性以及语言的规定性对人的思维模式、政治概念和现实建构”（李公昭 101）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所构筑的符号图腾将自我逐渐驱离现实世界，人们在仿真的现实之境追寻符号的踪迹，试图寻求自我救赎的路径。小说由“岛屿”“山脉”“沙漠”“草原”四部分构成，在时空交错中围绕邪教组织、婚姻关系及国际政治三条线索展开，开启了一段追踪、探秘、辨决与救赎的旅程。一.神秘的语言自由撰稿人及风险分析员詹姆斯?埃克斯顿（James Axton）和妻子凯瑟琳（Kathryn）的婚姻濒于破裂，凯瑟琳带着九岁的儿子泰普（Tap）来到希腊进行考古发掘。之后詹姆斯也来到希腊库罗斯岛看望妻儿，这期间他们听说一个“无名”邪教组织用棍棒将一些年迈的流浪汉打死。为了揭开真相，詹姆斯和考古学家欧文?布拉德马斯（Owen Brademas）、电影制作人弗兰克?沃德拉（Frank Volterra）一起，开始对这个邪教组织展开调查。他们发现，受害者的姓名首字母恰好与被害地点的地名首字母相同。在途经安曼时，詹姆斯得知安曼城坐落在七座山坡上，阿拉伯语中表示山或山脉的词叫杰贝尔（Jebel），也就是说，杰贝尔?安曼（Jebel Amman）的首字母与自己的名字首字母一样，这让他愈加感到恐惧。詹姆斯与儿子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座无名小镇时，偶然看到一块十英尺高的红色落石，上面刷着“Ta Onómata”，即“名字”，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离邪教组织越来越近了。邪教组织之所以吸引了詹姆斯一行人，是因为他们对这一偶然遭遇的“按名杀人”事件充满好奇。“名字”代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喻示着某种隐晦而错乱的秩序――某种不同于自己内心或隐或现被驱动着去相信或怀疑的固有秩序。“有一种结构，一个无可避免和疯狂的东西，某个封闭、恐怖的逻辑，这个邪教就被封闭在这种逻辑里头，变得精神失常，但却十分镇定、十分耐心”（德里罗 224）。这一不可思议的结构和逻辑激发了人们的窥探欲，却又拒绝解读。仅从语言/文字出发，人们似乎无法获知邪教成员的身份以及他们杀人的动机和方式。正如邪教成员安达尔（Andhl）所说，“我们的计划所引起的事情你好像明白，并且觉得熟悉，但却无法去分析。”（德里罗 234）在德里罗看来，语言/文字只是这类结构和逻辑的表征之一，除此之外，那些代表人类文明的、非自然的声音、影像、建筑、比例和行为方式也都具有同质化的符号特性。它们共同构成我们窥探外界与自身时最直接的感觉材料――“自指的世界，一个无处逃逸的世界”（德里罗 333）。正如波德里亚所说：一切现实都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如今控制社会生活的不再是现实原则，而是模拟原则。目的性已经消失，我们现在是由种种模型塑造出来的。不再有意识形态这样的事物，只有拟像。（Baudrillard 120）“Ta Onómata”既是一个名称，又指向邪教组织，但除了相互指涉的关联外，其背后的秘密却无法被识解，因为“能穿越符号的边界并向符号提供基础的独一无二的词实际上只是达到了表象本身。”（福柯 129）符号的自我指涉与拟像使得固有的表征方式发生扭曲，能指代替了“真实的意义”，不断滑向符号的重组与泛滥。邪教组织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封闭、恐怖的逻辑”建构出一种与现实脱离的虚构性，将杀人行为神秘化。二.符号的踪迹在这个神秘的自指世界里，邪教组织割裂了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使人们无法立即获得在场的意义，所有表征成为暂时无意义的空壳。（Derrida 20）在詹姆斯和欧文等人的追踪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与意义的延宕发生了偶然的重叠。从希腊到也门，再从约旦到耶路撒冷，他们越来越接近并最终与邪教组织接上了头。“秘密”虽然很难仅仅通过语言来破解，却可以通过其他表征来寻找踪迹，正如欧文所说，劳力森这样的东方学家们“为了符合或找到某种模式，或是为了把某种模式的不同成分